6、湖北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墓葬区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冶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管理委员会
大冶铜绿山是中国著名的古铜矿冶遗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国家文物局直接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湖北省博物馆、黄石市博物馆等单位联合对铜绿山Ⅶ号矿体(亦称大岩阴山)发现的古代采矿遗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先后清理了5处商代至春秋时期的采矿遗迹(编号1～5号点采矿遗址)，并在1号采矿遗址上建成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
为配合铜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及古铜矿冶遗址新陈列馆选址，自开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有关单位组建了“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考古队”，重点对Ⅶ号矿体规划动土的亩地区进行调查勘探及抢救发掘，先后发现和获准发掘了岩阴山脚遗址、四方塘遗址及其墓葬区，取得重大收获。
年在岩阴山脚遗址揭露出春秋时期洗矿尾矿堆积场、选矿场各1处、矿工脚印35枚;此后，在四方塘遗址先后发掘出2处冶铜场等遗迹，出土了大批矿冶遗物。这些遗迹完善了该地同时期铜矿采冶的生产链条，同时，洗矿尾矿堆积场、矿工脚印均为铜绿山矿冶遗址考古中的首次发现。
最为重要的收获是，年11月～年11月，在四方塘遗址东部岗地发现发掘了一墓葬区。根据墓葬区位置、墓葬布局和年代、随葬品等因素分析发现，该墓葬区墓葬(近代墓除外)可能是与Ⅶ号矿体古代采冶密切相关的管理者和生产者的墓葬。这是铜绿山也是中国矿冶考古首次发现的与矿冶遗址直接相关的墓地，其意义重大。
四方塘遗址位于铜绿山Ⅶ号矿体的北麓，南边与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北围墙连接，遗址面积多平方米。墓葬区坐落在遗址东部一条西南至东北走向的马鞍形山岗上(当地称对面梁)，其南北长约、东西宽20～50米，面积约平方米。
经过两次发掘，共揭露面积平方米，发现墓葬座，除因高压电线杆占压的3座墓葬未发掘外，实际清理墓葬座。其中，西周晚期墓葬3座、春秋时期墓葬座、近代墓葬11座，共出土两周时期铜、陶、玉、铜铁矿石、石等质地文物余件(套)。由于近现代对墓葬区进行削山改田，部分墓葬局部遭到损毁，大多数仍保存较好。两周墓葬皆为长方形岩(土)坑竖穴墓，大小基本相近，均排列有序，极少打破关系，多数呈西北至东南或东西向，仅数座墓西南至东北向。91座墓葬有葬具，但皆已腐朽。人骨腐朽无存，仅有3座墓葬在棺室西部发现人牙，也由此推定墓主人头向可能与墓葬方向一致。座墓葬中M34规模最大但为空墓，其余根据葬具分为两类，一类为有一椁一棺墓，规模稍大，共5座;一类为无椁单棺或无椁无棺的小型墓，共座。全部墓葬中有37座带边龛，3座带头龛。63座墓葬出土随葬品，随葬品多放入壁龛或棺内，少数放置棺上北侧、或置于填土中，个别墓葬的棺内发现朱砂。随葬品多为日常用器，有36座墓葬随葬陶器，陶器以鬲、盂、豆为组合的5座，其他如鬲、豆、罐，或鬲、豆、缽，或鼎、鬲、豆，或铜鼎、陶盂、陶豆等组合的墓均只一座，多数墓随葬其中的2件或1件。有20座墓随葬青铜武器、工具或佩饰(器类有鼎、戈、铍、镞、斧、凿、削刀、刮刀、带钩等)，多寡不一，多者达14件，少者1件。另外，有1座墓仅随葬玉器，有4座墓壁龛中随葬铁矿石，2座墓葬壁龛放置石砧或砺石。
一椁一棺墓一般位于墓葬区地势较高阔地带，5座墓分别为M1、34、73、76、78、88。M1是该类墓葬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墓坑北半部开凿于较硬的岩石层，南半部开凿于强分化岩土层。墓口略呈长方形，墓向°。墓口长3.82、宽2.32米，墓底长3.38、宽1.86米，墓深2.42米。墓坑南壁中部凿挖一拱形壁龛，内部正置一件陶鬲。墓室可见一椁一棺朽痕，木椁盖上的四角各有1枚青铜抓钉，墓底发现两条垫木槽痕迹。人骨完全朽蚀无存，棺内西部发现玉玦2件(1件残)、玉璜1件。时代为春秋早期晚段。M88位于墓葬区南部，墓口略呈长方形，长2.98～3.16、宽1.82～1.92米，墓口至墓底深2.76～2.80米，墓向°。棺底铺有一层朱砂，棺内随葬铜戈和铜凿各1件、铜刮刀2件、玉玦1件。时代为春秋晚期早段。此外，M73随葬铜斧、铜削刀和铜带勾各1件，时代为春秋中期早段;M76随葬铜戈(附铜鐏)1件，时代为春秋中期早段;M78仅随葬一块大铁铜矿石。
无椁单棺或无椁无棺墓，规模明显小于一椁一棺墓，为小型墓。按墓口大小又可细分为宽边长方形小型墓和窄边长方形小型墓两种。
经统计，宽边长方形小型墓45座，其墓口长宽之比多为1︰2，多数有单棺，墓内有随葬品。如，M5位于墓葬区中部偏东，墓口呈长方形，长2.40～2.70、宽1.18～1.30、残深0.86～1.14米，墓向°。单棺。棺东北靠近墓壁处放置随葬品，自西向东排列有陶折盘豆1件、铜鼎1件、带盖陶盂1件。铜鼎为墓葬区唯一出土的铜容器，说明墓主生前有一定地位。M96位于墓葬区南部山岗近顶端处，由于该墓修凿于坚硬的岩石上，修凿墓坑难度大，故墓坑两头宽、中间较窄，且墓壁及墓室底部修挖得不太规整。墓口东西长2.70米、宽0.94～1.04米，墓口距墓底残深0.80米。单棺。随葬品全部为青铜器，共14件，计有戈1、凿2、带钩2、铍1、镞4、环2、饰1、笄(锥)1件。该墓是目前墓葬区所见随葬品最多的一座墓葬，且为纯铜器墓，反映墓主生前地位较高。此外，这类小型墓中的M27、M32、M58、M98、M等5座墓随葬了铜削刀，一般认为这种铜削刀是制作竹简的工具，或许这里铜矿的开采、选矿、冶炼等生产流程都有产量等记录，从而需要竹简等书写材料。此种墓中还有11座随葬了青铜兵器。M41紧邻M1的西南边，仅随葬玉饰8件。
窄边长方形小型墓较多，达70座，主要分布于墓葬区东、西两边稍低的坡地上，墓口长宽之比为1︰2.5至1︰3.2之间。初步统计此种墓葬中，以有无葬具分，其中32座未见葬具，可见有无葬具各为半;以随葬品有无计，其中有56座无随葬品，占该种墓葬的绝大多数，有随葬品的也以出土陶器和矿石等为主。M49为单棺墓，墓口长2.40、宽0.80～0.90米，墓坑深0.80米。在墓坑南龛中随葬一块石砧，过去在铜绿山Ⅺ号矿体冶炼场发现的石砧往往与石锤相配，是用于矿石破碎整粒的一套石质工具，推测此石砧功用相同。此种墓葬中另有M3、M20、M57、M78等4座墓的壁龛中随葬铁铜共生矿石，少则1块、多达15小块。M54填土中随葬一块较大的孔雀石。
四方塘遗址墓葬区墓葬等级不高，规格较为接近，排列有序，方向基本一致，几无打破关系，说明墓葬区有别于东周时期家族墓地。墓葬主要年代为春秋中晚期，与铜绿山Ⅶ号矿体5处采矿遗址的主要年代接近。随葬品的种类有别，功能特征明显，出土的斧、凿类青铜工具和石砧等石质工具，以往在铜绿山矿冶遗址中有过发现，但一些日用陶器、玉器，特别是鼎、戈、铍、镞、刮刀、削刀和带钩等青铜器都为遗址区首次出土，尤其特别的是一些墓葬随葬铜铁矿石和孔雀石，这些都直指该墓葬区与铜绿山矿冶生产密不可分，而其地理位置进一步表明它与Ⅶ号矿体古代采冶关系最为密切。从墓葬规模、葬俗、随葬品特征分析，墓地以当地流行的扬越文化为主，共存楚文化因素。窄边长方形小型墓的形制是典型的扬越文化特征，而一椁一棺墓、宽边长方形小型墓形制规模、葬俗多近同于楚墓中的一般小型墓。随葬品中以日用陶器鬲、盂、豆组合稍多，这是春秋中晚期楚墓典型的陶器组合，但陶器上本地文化特征明显，如陶鬲以本地商周时期流行的刻槽足鬲为主。另外，墓葬位置和规格、随葬品种类和特征较明显反映了墓主生前不同的身份地位和分工。一椁一棺墓、随葬青铜器的宽边长方形小型墓都位于墓葬区较中心位置，随葬品除陶器外还有青铜器和玉器，说明这些墓葬规格明显高于其他墓葬，墓主身份可能为矿区较低层次的生产组织和管理者，而且存在分工的不同，比如随葬青铜兵器的可能与矿区安全保卫有关，随葬铜削刀的可能与矿区生产记录相关，等等。随葬陶器或无随葬品的宽边长方形小型墓和窄边长方形小型墓主的级别均较低，铜铁矿石、孔雀石、加工矿石的石质工具等主要出于这些墓葬中，推测其墓主可能是矿冶生产底层技工或工人。
铜绿山考古工作期间，还对铜绿山四方塘遗址以西3公里的草王嘴城址(亦称楚王城)及周围进行了一次调查，冀期了解该城址与铜绿山Ⅶ号矿体的关系。草王嘴城址面积5万多平方米，地面尚存城墙、环壕及建筑台地等遗迹。在城址内采集有春秋至西汉的一批鬲、豆、壶、罐、盆、井圈等陶片及瓦片等。四方塘遗址墓葬区发掘后，经对比两地器物，发现其中草王嘴城采集到的春秋时期的陶鬲、陶豆等残片与四方塘遗址墓葬区出土的同时期同类陶器风格相同，或可说明草王嘴城址与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有一定的关联，其是否是铜绿山古代铜矿采冶生产管理中心，还需作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和研究。
四方塘遗址及墓葬区发掘、研究和保护进行了多学科的合作。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对遗址出土炉渣进行抽样检测分析，得出炉渣含铜量平均为0.49%，这一数据说明了矿石中的铜在冶炼炉中得到了充分还原，其春秋时期炼铜技术已达到了近现代冶铜技术的水平，这无疑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墓葬出土的铜器采样，进行了铅同位素示踪分析，认为这些铜器的原料多数来源于铜绿山，这为铜绿山今后寻找铜器铸造作坊提供了资料支撑。本所体质人类学专家对3座墓葬遗存的人牙进行了年龄鉴定及DNA实验，检测出M9墓主年龄35～40岁、M27墓主年龄30岁，M73出土牙齿为一颗上颌右侧第二前臼齿齿冠，保存状况较差，仅能判定墓主为成年人。此外，环境学、地质学专家分别对墓葬区岩性、发掘区地层和墓坑采样进行检测鉴定和古环境分析，文保专家对发掘现场进行了保护处理。
四方塘遗址墓葬区是铜绿山近年来矿冶考古中最重要的发现，对其进行全面揭露所取得的重要收获结合铜绿山其他考古成果，其重要价值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是铜绿山四十一年来考古及中国矿冶考古中首次发现的古代矿冶生产者的墓地。墓地文化属性与时代特征之明确、墓葬保存之完整、出土文物的矿冶生产特性之显著，皆为中国矿冶考古的第一次。
第二，墓葬区与近几年在同地段发现的洗矿尾矿堆积场、选矿场、35枚矿工脚印、冶铜场以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Ⅶ号矿体5处采矿遗址等，形成一个同时代的较为完整的铜矿采冶产业链，这为研究东周时期铜矿采冶技术流程和分布空间、生产规模等拓宽了新视野，也为推进铜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新馆展示设计及“申遗”工作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新实例。
第三，墓葬的位置规模、葬具和随葬品的差异性显现出墓主生前不同的身份地位和分工。这批材料为研究春秋时期铜绿山乃至中国古代铜矿采冶生产中的人力分工和技术种类等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第四，墓葬区文化属性以本地扬越文化为主，但楚文化对其影响较明显，而且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逐突现，这为研究铜绿山古代铜矿采冶管理与生产者的族属以及楚国势力对该地区的扩张提供了新信息。
第五，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四方塘遗址及墓葬区中出土的铜炉渣、青铜器分别进行成份检测和铅同位素示踪分析，所获成果对研究春秋时期铜绿山地区和楚国的青铜冶炼技术提供了新依据。
7、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
发掘单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年3月23日，江西省文物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在南昌市新建县(现为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老裘村民小组东北约米的墎墩山上，一座古代墓葬遭到盗掘。该事件立即引起了江西省文化厅、江西省文物局和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当即派员会同南昌市和新建县文博单位进行现场勘查，并及时向国家文物局、江西省文化厅、江西省文物局做了汇报。从盗洞到出土葬具构件看，该墓葬规模较大，等级较高，很可能与文献记载的汉昌邑王(海昏侯)刘贺这段历史有关。鉴于该墓当时不属于任何一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特殊性且又由于该墓地处偏僻，加之该地区盗墓现象严重，被盗墓葬保护难度极大，江西省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提出对该墓进行抢救发掘的申请。国家文物局于年4月6日在南昌主持召开了新建县墎墩墓保护问题专家论证会，研究后批准了江西省文物局申请，并要求对墓葬周边区域开展考古调查。
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江西新建墎墩古墓考古发掘项目的批复》精神，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制定了《江西新建墎墩墓葬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方案》和《江西新建墎墩墓葬考古发掘工地安全保卫工作预案》，确立了南昌海昏侯墓考古工作的技术路线。年在对南昌海昏侯墓进行抢救发掘前，对其周围方圆5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并对南昌海昏侯墓及其墓园进行了重点调查和钻探。、年在建设、落实好南昌海昏侯墓安全防范监控设施和安全保卫措施，确保考古发掘过程中工地和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先后发掘了1座车马坑、3座祔葬墓，解剖了2座园门、门阙及各式墓园建筑基址，还发现了墓园的排水和道路系统。年开始发掘主墓，完成封土和墓室内填土的发掘。年开始进行椁室回廊、主椁室的发掘、清理、现场出土文物的提取和保护工作，现主棺已安全套箱提取进实验室，正在进行实验室考古工作。
年4月15日至今，历时近5年时间，共勘探约万平方米，发掘约1万平方米，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通过对海昏侯墓周边5平方公里区域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发现了以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结合文献记载，基本确认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紫金城址即为汉代海昏侯都城，紫金城城址西面和南面为几代海昏侯的墓葬区、贵族和平民墓地。紫金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分内城和外城。内城位于城区东部，为宫殿区，面积约12万平方米(约20亩)。对目前墓葬区钻探资料的初步分析，花骨墩、祠堂岗、墎墩、苏家山为几代海昏侯的墓葬区，海昏侯墓葬区外围还发现岭上、戴家山、五房山、龙坑、狗卵地、先发山、轿子山、夹山谷、北娘山、台盘子、杨家山、邹家墎、双墎岬、竹子山、万家山约13处贵族墓地和大量的平民墓葬。墓葬区总面积约1.4平方公里。
海昏侯墓园以海昏侯和侯夫人墓为中心建成。墓园呈梯形，南北宽约～、东西长约～米，共占地约4.6万平方米。由两座主墓、七座祔葬墓、一条外藏坑和园墙、北、东门及其门阙、寝、祠堂及园寺吏舍等建筑构成，内有完善的道路系统和排水设施，有的祔葬墓前还建有祠堂。侯墓和侯夫人两座主墓同茔异穴，占据了墓园最高亢、中心的位置，两墓共用一个东西长约、南北宽约40米，总面积约平方米的礼制性高台建筑。该礼制性建筑由东西厢房、寝和祠堂构成，其中寝边长约10米;祠堂东西长约14(相当于汉代6丈)、南北宽约10米。
海昏侯墓由墓葬本体及其西侧的一个外藏车马坑组成。车马坑为真车马陪葬坑，出土实用高等级安车5辆，马匹20匹。侯墓本体规模宏大。上有高达7米(相当于汉代的3丈)的覆斗形封土，下有坐北朝南的甲字形墓穴，墓穴内建有面积达平方米的方形木结构椁室。从整体上看，其结构呈居室化倾向，属于西汉中晚期采用“汉制”埋葬的列侯墓葬。
首先，椁室设计严密、布局清晰，功能明确。由主椁室、过道、回廊形藏椁和甬道构成。椁室中央为主椁室;周围环绕以回廊形藏椁，回廊形藏椁由北、东、西三面构成;在主椁室与藏椁之间辟有过道，将主椁室与藏椁分隔开，过道宽约0.7米;主椁室和墓道之间由甬道相连接，甬道东西两侧用带榫卯结构的立柱栽入椁底板，与东、西两侧部分相分隔。主椁室东西长约6.9、南北宽约6.7、高约2.4、通高约3米，高出其周围回廊形藏椁约0.6米，面积约50平方米。由东、西室两部份构成，被隔墙分开，中间为门道。其中东室宽约3.7米，南部东、西两侧为窗，中间为门;西室宽约2.9米，南部西侧为窗，东侧为门，门宽约1.4米。初步分析，东、西室南部数量众多的豪华随葬品大部分与日常起居用具有关。藏椁按功能区分，北藏椁自西向东分为钱库、粮库、乐器库。西藏椁从北往南分为衣笥库、武库、文书档案库、娱乐用器库。东藏椁主要为“食官”库，包括酒具库和厨具库。甬道主要为乐车库，其东、西两侧为车马库。
其次，椁室结构复杂，建筑科学。承重的椁侧板均榫卯结构，椁室内并有木桩支护。椁侧板与墓壁之间的熟土二层台宽约1.2米，采用砂、木碳、粘土分层夯筑而成。椁顶板上面用木碳、砂、白胶泥封护，厚约0.7米。椁板上刻有工匠的姓氏、编号等文字和记号。墓道南部与椁室相连区域用竹编护壁。椁底板上一般都铺有一层竹席或草席。
第三，棺柩位于主椁室的东室东北部，其侧出有帷帐帐钩，使用内、外两重棺，与主椁室、过道、回廊形藏椁共同构成五重棺椁形式，和周代以来“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的棺椁制度相符合。其中外棺南北长约3.71、东西宽约1.44、残高0.46-0.96米，根据倒塌前颌板，后挡板的高度，推测棺柩原高度约为1.36米。棺床高约0.26米，下安4个木轮。外棺盖上有漆画痕迹，并放置三把玉具剑。内棺盖上彩绘漆画，并有纺织品痕迹。内、外棺之间的南部随葬大量金器、精美玉器和漆器。
从目前发掘情况看，椁室早年已坍塌，且有地下水，历次盗掘没有对墓葬造成大的破坏。遗物基本未被盗，这在全国汉代高等级墓葬的发掘中是十分少见的。到目前为止，出土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竹编、草编、纺织品和简牍、木牍(签牌和奏章副本)等各类精美、珍贵文物约1万余件。其中回廊约余件，主椁室约0余件，车马坑约余件。
第一，数以千计的竹简和近百版木牍，使多种古代文献年后重见天日，是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也是江西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从目前竹简的实验室初步清理和保护情况看，其内容大约包括《悼亡赋》、《论语》、《易经》、《礼记》、《医书》、《五色食胜》等部分。其中《悼亡赋》中出现描写冢墓的文字等;《易经》的经文首先解释卦名的涵义，然后自《彖》传以下的内容与选择类《日书》类似，它虽然在排序上与传世《易经》相同，但又在内容上和传世《易经》差别较大;医书的内容与养生和房中术有关，它在马王堆帛书《天下至道谈》中记述的“八道”之上，增加“虚”“实”二者而成为“十道”;《五色食胜》记述是以五种颜色代表相应食物，类比于“五行”相生相克的方术类内容。木牍大约包括属遣策类的签牌和奏牍。签牌是系在竹木笥或漆箱上的标签，上面写有盛器的编号及所盛物品的名称和数量等;奏牍是墓主人上奏皇帝、皇太后的奏章副本。
第二，出土的整套乐器，包括两架编钟、一架编磬、琴、瑟、排箫、笙和三十六尊伎乐木俑，形象再现了西汉列侯的用乐制度。特别是两架编钟、一架编磬和三十六尊伎乐俑反映了汉代继承《周礼》中规定“诸侯轩悬”(诸侯三面，缺北面，形似车舆，称为“轩悬”)，乐舞“六佾”(36人)的乐悬、舞列制度。
第三，外藏车马坑出土的五辆实用安车和二十匹马、甬道内出土的属于导车性质的两辆三马双辕彩绘偶乐车、甬道东、西两侧车马库出土的属于从车性质的多部偶车马、仪仗类随伺木俑，反映了西汉列侯车舆、出行制度。特别是两辆偶乐车，一辆为配有一件实用的青铜錞于和四件青铜铙的金车，一辆为配有建鼓的鼓车，这种“金车、鼓车并用”的搭配组合为西汉列侯的车輿、出行制度作了全新的诠释，而且这种出行制度可能与先秦时期的军乐有关。
第四，出土的大量青铜、漆皮陶酒器和厨具，特别是带有“昌邑食官”、“籍田”等文字的青铜鼎、灯，反映了西汉时期的“食官”系统、饮食文化和“重农”的祭祀制度。
第五，出土的10余吨、约万枚五铢钱，反映了西汉王朝的“赙赠”制度。
第六，件马蹄和麟趾金、金饼、金板的出土是我国汉墓考古史上保存最完整、数量最集中的一次发现。件马蹄金、麟趾金和金饼分别出在主椁室西室北部和主棺柩内、外棺之间的南部，而20块金板仅出在主棺柩内、外棺之间的南部。主椁室西室北部为一盒马蹄金和麟趾金，其中马蹄金15件、麟趾金10件;二盒金饼，分别为88件和99件以及另外2件金饼;主棺柩内、外棺之间的南部出马蹄金33件、麟趾金15件。马蹄金和麟趾金为西汉皇帝“协祥瑞”而制颁赐给诸侯王的纪念品，采用花丝镶嵌等细金工艺制作，有的分别带有“上”、“中”、“下”三字，有的还镶嵌琉璃(玻璃)。金饼和金板则是具有储藏功能的硬通货，它们作为墓主生前的储备黄金与西汉时期每年8月天子献酎饮酎祭祀宗庙时，诸侯王和列侯都要按封国人口数献黄金助祭，如所献黄金份量或成色不足，王削县，侯免国的酎金制度有关。
第七，大量工艺精湛的错金银、包金、鎏金铜器，如车马器、乐器、博山炉、连枝灯、雁鱼灯、鼎、染炉、火锅、蒸馏器、铜镜、铜镇等;玉器，如透雕龙、虎、凤纹饰的韘形佩、玉璧、玉环、玉剑具、组玉佩、玉耳杯、玉印等;图案精美的漆器，如绘制孔子及其弟子画像和记载他们生平的漆屏风、围棋盘、耳杯、扣银边的漆盘、贴金片的漆奁、漆樽、镶玉石和玛瑙的几案等;均显示出西汉时期手工业高超的工艺水平，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奢华生活，是西汉列侯“事死如事生”的典型标本。特别是带有器物制造者名字、机构、器物大小、重量、用工、原料用量、制造时间等文字的漆器、铜器和椁板，反映了春秋战国以来手工业生产的“物勒工名”制度。另外在一件青铜豆形灯座上，清晰刻有“南昌”二字，这是关于“南昌”城的最早、最珍贵实物资料。
海昏侯墓的发掘和保护工作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江西省委、省政府、江西省文化厅、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国家文物局派出专家组现场指导发掘。在海昏侯墓发掘和保护过程中，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一流的考古，一流的保护，一流的展示”的要求，坚持预案先行，专家现场指导，并始终将文物的现场保护工作摆在首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荆州文物保护中心、陕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参与了实验室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纺织品、金属器、漆木器、简牍、漆皮陶等文物保护方案设计与实施。地理信息系统(GIS系统)、航空拍摄、三维扫描、延时摄影、数据库建设等数字化采集和记录工作，在整个考古和保护过程中得到广泛运用。
专家认为：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墓园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对于研究西汉列侯的园寝制度价值巨大;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是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座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本体规模宏大，椁室设计严密、结构复杂、功能清晰明确，是西汉中晚期列侯等级墓室的典型标本，对于研究、认识西汉列侯等级葬制具有重大价值;迄今已出土的1万余件文物，形象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生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以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大遗址单元，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是重要的国家级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大研究和展示利用价值。
8、河南洛阳汉魏洛阳城太极殿遗址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汉魏洛阳城的宫室制度，其上承秦汉余脉，下启隋唐盛世，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文献记载，曹魏初年，大治洛阳宫室，正殿称太极殿，正门称阊阖门，似是一座新规划的宫城。但由于后世对曹魏始建的洛阳宫与汉代南宫、北宫的位置关系的记载较为混乱，学术界对此认识不一。以往学者们多以考古发现的汉魏洛阳城居北居中宫城为北魏宫城，其中心正殿太极殿也是北魏修筑。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也有学者提出北魏洛阳宫城是在曹魏洛阳宫基础上改造、沿用的认识。在中国古代都城由秦汉时期的多宫制、到唐宋元明清单一宫城居北居中的形制转变的大背景下，这一论争，涉及到对都城规划演变的认识问题，尤其是单一宫城出现的时间、太极殿制度和单一宫城制度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关系重大。此外，也涉及到中国古代正统文化的传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东西文化交流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在已经完成对以宫城正门阊阖门为代表的汉魏洛阳城北魏宫城南区系统发掘的基础上，对太极殿进行发掘，不仅是汉魏洛阳城宫城考古发掘的必然要求，更可为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提供不可或缺的考古资料。
自年起，结合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启动了对太极殿遗址为中心的宫城中枢区全面勘察，明确了太极殿及其周边附属建筑的规模形制、布局结构、保存状况和时代序列，取得重要成果。
太极殿遗址位于北魏宫城中部偏西北处，北距河南省孟津县平乐镇金村约1公里，南距宫城正门阊阖门遗址米。此次发掘，首先在该遗址区进行综合性的勘探，主要采用铲探、土样采集、电法和磁法物理勘探、高空影像采集分析等多种技术手段收集相关资料，勘探面积近20平方米。勘探发现该区域的地下遗迹，以夯土遗迹为主，还包括地面、道路、水道、瓦砾堆积等，堆积较为复杂。
勘探结合文献记载表明，太极殿遗址是由位于北魏宫城主要建筑轴线上、东西向分布的三座大型夯土台基建筑为主体构成，居中为太极殿中心殿基、东西两侧分别为太极东堂和太极西堂，三座建筑的夯土台基都残存有地上部分和地下基础部分。在此基础上，采取了发掘遗址区的东半部、保存西半部的方法，对太极殿中心殿基的东半部和太极东堂进行大面积发掘揭露，发掘面积余平方米。通过发掘，对太极殿中心殿基和太极东堂、太极西堂殿基的建筑规模、形制结构、建造时代等有了确切认识。三座殿基均为东西长方形，方向4度，大致位于同一东西向建筑轴线上。三座殿基间距13米，之间以下层为门址、上层似为阁道的多层建筑连接。以三座殿基为中心，在其周围发现有散水、道路、门址、院落、廊庑、水渠等设施，从而构成一组规划有序、布局合理的大型宫殿建筑群。
太极殿中心殿基
太极殿中心夯土殿基平面为东西长方形，因晚期改建未成，其形制略有残缺。其北边宽.3米，南北进深约58～61米。台基主体由较为纯净的红褐色土夯筑而成，在其周边四面均发现有不同质地、颜色、厚度的后期补筑夯土。台基北面居中有一东西宽约51米，南北进深约3米的凸台。残存的台基北侧边壁，除凸台外侧包砖外，其余部分为夯土上漫抹白灰墙皮，墙皮上装饰有宽0.4～0.5米的红色条带共5处，间距5.6米～6.8米不等。台基外侧的地面保存较好，在北侧凸台外侧可见保存较好宽约1.1米的铺砖散水，其余地面为素土地面，未见铺设砖石痕迹。台基顶面残损，残高1.65～2米。在台基南部发现排列整齐的大型扰坑17个，上口形状不规则，底部大致为边长1.7米方形，残深1～1.2米。扰坑分为南北两排，中心间距6.5米。南排东西共14个，南距殿基夯土南壁约5.3米;北排共3个，分别位于东、西两端，其中东端2个，西端1个。从其排列位置、分布特点和建筑结构看，可能与建筑柱网的承础石坑有关。
据勘探，殿基南侧设南北向踏道两条，发掘了东侧一条。踏道被晚期建筑房屋破坏，地上形状与结构不明，仅存地下夯土基础。其由红褐色土夯筑而成，东距台基东南角约17米，南北残长11米，东西宽约5.3米，两侧边壁墁抹有白灰墙皮。在台基北侧凸台东、西两端也各有1个踏道，揭露出东端一条，为自东向西向上登临殿基的踏道，东西残长5.6、残宽2.5米，有少量方形铺地石板残存。西端应该是对应的自西向东登临殿基的踏道。
太极东堂
太极东堂殿基位于太极殿中心殿基东侧，间距约13米。平面也为东西长方形，东西宽47.9米，南北进深约21.3米。殿基由较为纯净的红褐色土夯筑而成，外壁局部残存有多个时期抹墁的多层白灰墙皮，外侧也残存有相应时期的地面。墙皮多已剥落，保存较差。台基顶面残损，残高0.6～1.2米。
在太极东堂殿基南侧，也设有南北向踏道两条。揭露出的东侧踏道东距殿基东南角7.7米，东西宽4.1米，南北长约12米。主体部分为夯土筑成，两侧砌筑包砖，外侧抹墁白灰墙皮。
在太极殿中心殿基与太极东堂殿基之间，发现有南北向的单门道门址和楼阁道的柱网遗迹。门址位于两座夯土台基之间正中位置，两侧各以宽约1.4、残高1.1米的东西向夯土隔墙与两侧的夯土殿基相接。夯土隔墙南、北两侧，各设置一排4块础石，形成面阔3间、进深2间的建筑结构。居中1间面阔4米，设有南北向门道;东西两侧各为面阔3.6、进深2.3米，形成中间为夯土墙、南北两侧有檐柱的廊庑结构。根据柱础规模和排列间距，推测上层应有阁道建筑。在门址南侧略偏东处，还发现一条南北向的铺砖道路，残长15、宽约2米。路面为长方形条砖平铺，两侧条砖立面顺铺，形成勒边;铺砖表面残破严重，上面残留有重物坠落砸击形成的深坑。
太极东堂的北侧，发现有东西并列的两组宫院，目前均只发掘了宫院的南半部进深11～14米的部分。两组宫院外围均由廊庑围绕，廊庑为中间有夯土隔墙、两侧各有一排檐柱的两面坡廊房建筑，开间约3.9米，进深约3.6米。西侧宫院东西长约20米，南侧廊房4间;东侧宫院只揭露了南侧廊房9间，残长37米，向东出发掘区。
太极东堂殿基北侧与两组宫院之间，有一东西向铺砖道路，南北宽约4米，东西残长52米，向东出发掘区，保存较好。道路西端设有一座单门道门址，门道宽3.5米。
西侧宫院由北面中间的正房和东、西、南三面廊庑，围合着中间的天井院落。天井院东西约8米，南北约4米，周边铺砌有石板。北面正房面阔3间，宽9米，进深不详。东侧宫院规模较大，尚未明确其建筑结构。东侧宫院南廊上，设置有单门道门址一处，连通东侧宫院和太极东堂殿基北侧。
对建筑台基夯土的解剖显示，太极殿及太极东堂的主体建筑时代，主要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为红褐色夯土，质地比较纯净;夯窝为圆形平底，直径约6厘米;夯层较薄，约7～8厘米;太极殿主殿夯土基础残存厚度约7.5米，底部铺垫一层具有典型魏晋时期特征的素面筒瓦、篮纹板瓦和云纹锯齿瓦当残片。中期为黄褐色夯土，质地一般;夯窝为不规则形圜底，直径8～10厘米;夯层较厚，约18～25厘米，该夯土叠压打破早期夯土。晚期为灰褐色夯土，内含白灰渣粒;夯窝椭圆形，直径5～10厘米;夯层厚13～15厘米。晚期夯土个别地段也厚达7米，其底部铺垫有一层具有典型北魏时期特征的黑磨光面瓦件残片，夯土内也包含有北魏时期瓦片。太极殿主殿台基夯土上发现的17个大型扰坑，均位于晚期夯土中。
在对太极殿及太极东堂台基外侧地面的解剖中，也发现多个时期的地面等建筑遗迹，尤其是保存较好的施工柱坑、早期铺砖地面、拦边石条、柱础石等遗迹。这些地面遗迹的分期也大致与解剖的三期夯土遗迹相对应。
综合遗址区的地层堆积、建筑遗迹之间的地层关系，以及对建筑遗迹的局部解剖分析表明，太极殿遗址的主体建筑始建于曹魏时期，历经北魏、北周的修补与沿用。解剖中，在曹魏时期始建的殿基下，还发现不晚于东汉时期的建筑遗迹，但由于保存较少，建筑形制不明。文献记载，曹魏明帝青龙三年，“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是为汉魏洛阳城营建太极殿之始;北魏都洛后，重建太极殿;延至北周宣帝时期，文献也有规模庞大的修筑洛阳宫的记载。考古发掘资料与文献记载完全能够印证。
太极殿是曹魏、西晋、北魏时期举行大朝的宫城正殿，太极东堂、太极西堂则是皇帝听政决策、宴飨群臣、讲经论学等活动的场所，是当时当之无愧的“政治中枢”。始建于曹魏时期的汉魏洛阳城太极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建中立极”的宫城正殿，其位于都城北部中间单一宫城的中部，由中间的太极殿主殿和两侧略小的太极东、西堂组成，三殿东西并列，三座殿基占地面积达平方米，外围还辅以回廊、院墙、宫门等附属建筑，从而构成规划有序、布局严谨、规模庞大的太极殿宫殿建筑群，是汉魏洛阳城乃至中国古代建筑体量最大的建筑群之一。这组经过严格设计、统一规划的宫室建筑，也是中国古代都城一种崭新的宫殿建筑格局。由太极殿的建立所标示的都城单一建筑轴线、单一宫城居北居中、中心正殿太极殿居中的布局;太极殿为大朝、东西两侧并列的东西堂为常朝的东西堂制度;中心正殿前设三道宫门、宫城三大殿南北纵列的“五门三朝”制度等，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及宫城布局的一个新时代，对后代都城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9、内蒙古多伦辽代贵妃家族墓葬
发掘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年6月—12月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锡林郭勒盟文物站、多伦县文物局对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蔡木山乡铁公泡子村小王力沟辽代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辽代大型墓葬两座(编号M1、M2)，取得了重大收获。
两座墓葬位于一个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巨大簸箕形山谷中，山谷中部有一山梁，将其分隔成高低错落的两个簸箕形山洼，北面山势高峻，向南渐开阔，并形成缓坡，两座墓葬就分别坐落于这两个山洼的缓坡上。山洼向南有几座小山与此相望，下有一河穿绕中间，名吐力根河(吐力根，蒙古语，迅急之意)，属典型的辽代贵族墓地。
M1由墓道、墓门、过洞、甬道、墓室几部分组成，全长25.6米。其中墓道总长19.8米、宽1.5—4.6米，呈长方形斜坡阶梯状，前为土质斜坡，后接砖砌台阶，阶梯计11级，每阶高18厘米、宽28—34厘米，长2.1米;墓门木质，拱形，上为仿木结构，并用砖砌出五个斗拱，斗拱以墨勾勒轮廓，内填朱、黄等彩，斗拱的间隔处又以朱、墨、褐等彩勾勒出三朵阔叶团花图案，皆色彩艳丽，手法细腻，斗拱上方承绿色琉璃瓦当，当头呈黄色并饰以狮纹图案。用琉璃瓦加饰墓门，是辽代考古发现中所罕见的，也反映了墓葬的高规格。整个墓门显得富丽堂皇;过洞长1.75米、宽2.1米、残高3米，过洞与甬道又以木门相隔(木门残朽，仅见部分遗迹);甬道平面呈长方形，长2.60米、宽2.1米;墓室砖砌圆形，直径4.80—5.22米，并以墓椁为饰，椁室由方木搭建的八角形结构。顶部已无存，墓室底部方砖铺地，方砖磨光，铺砌平整，并用红、白两彩绘制璧形图案，内以朱彩勾勒莲瓣花纹，色彩华丽。在地面上装饰花纹彩绘，为以往辽墓发掘所仅见。
墓葬多经盗扰，墓主人尸骨无存，位于墓室北部，现存一木质棺箱，箱盖四边用青铜包裹，并饰以铜泡，角部装饰如意纹，箱底部四角也用青铜包裹，制作考究，其内殉牲一完整马匹。
该墓虽经多次盗扰，但仍出土了大量的随葬遗物，主要有铜、铁、瓷、琥珀、银等几大类，其中鎏金铜渣斗、三节莲花形铜灯、手持柄式莲花香炉，皆为铸造，造型精美，为不可多得的辽代文物精品。随葬马具由于盗扰原因，大多已无存，但仍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马具构件，其中双龙纹银鎏金马具饰片为其代表。
还出土了大量的随葬瓷器，以影青瓷为主，纹饰华丽，胎质细腻,器型主要为瓶、罐等。还出土有定窑白瓷，釉色光洁，器型以碗、盘为主。
M2由墓道、前庭、仿木结构墓门、过洞、甬道、主墓室组成。墓道呈斜坡式，长23米、宽2—7米;前庭青砖垒成，长15、宽4—5.1米、深11米;墓门为砖券拱形，上承斗拱等仿木结构，并用红、褐、蓝、白等彩勾勒轮廓图案，唐风浓郁;甬道平面略呈长方形，砖券拱顶，北接圆形墓室;主室平面呈圆形，直径3.92—4.28米，青砖砌制，并用木椁为饰，穹窿顶。墓葬全长40余米，最深处11米。
位于墓室北部，砖砌尸床，尸床正面砌出七朵莲瓣图形，其内涂彩，棺床上放置一髹漆木棺，木棺以柏木制成，材质厚重，上髹黑褐色漆，头西脚东，遗骨仅见一指骨，棺内还随葬有一银片团窠对蝶纹木枕，木棺周围饰以木帐，棺床东部殉牲犬一只。
该墓虽近期被盗，但由于墓室椁木等坍塌，将随葬品掩盖，因此仍出土了银、银、铜、铁、玉、琥珀、玻璃、木、泥、丝绸等大量文物。其中金花银高翅凤纹镂花冠，金花银凤纹镂花高靿靴、包金框龙纹玉銲腰，银鎏金龙纹鞘玛瑙柄短刀、银链白玉组佩、金流苏，与辽陈国公主墓出土遗物相似，但制作更为考究，工艺也更臻完美，属辽代文物之珍。
墓葬中还清理出铜镜两只，其中一只为六角菱花镜，圆钮，周围环绕几只凤鸟，造型生动，为墓主人生前的实用镜。另一只为圆镜，亦饰多只鸿雁，为墓葬顶部悬镜，两只铜镜皆为辽代铜镜的精品之作。
墓葬出土瓷器为大宗，以定窑白、越窑青瓷为主，间有影青瓷，所出土瓷器最大的特点是器口、足多包金饰，且加有金、银盖，是辽代釦器出土最为集中的一次，反映出辽代宫廷用瓷气派。其中仰覆莲纹白釉定瓷罐、鹦鹉纹影青执壶、金釦青瓷盏托、银鎏金卷荷叶纹白瓷盖罐等，都胎质细腻，釉色明亮，纹饰华丽、生动，反映出了当时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还出土了五件玻璃器，玻璃器呈绿、墨、褐等色，器型主要有瓶、执壶等，器形较大，据质地分析应为伊斯兰玻璃，为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特别是墓葬中还发现墓志一盒，墓志为汉白玉质，略呈方形，边长89厘米。志盖盝顶，四周围绕十二生肖人物，人物面部丰膄，神态传神，颇具唐风。中部阴刻篆书“故贵妃萧氏玄堂志铭”几字;志石阴刻正书，首行撰“大契丹故妃兰陵萧氏玄堂志铭并序”，其上详细记载了墓主人的生平、身世等情况，洋洒千余言。据墓志及结合相关史料，该贵妃为圣宗妃，出自辽代后族最为显赫的萧阿古只一系。
两座墓葬应同属一个家族墓地，其中M2据出土墓志可知，属辽代中期圣宗统和年间。M1从出土遗物及墓葬形制、装饰等分析，应属辽代中晚期墓葬，最可能为辽兴宗晚期至辽道宗时期。M2的墓主人为辽圣宗贵妃，这次发掘是辽代贵妃墓葬的首次发现。而M1虽未有墓志出土，墓主人身份不详，但从其宏大的墓葬规模，高等级的随葬品，特别是用琉璃砖加饰墓门等可以看出，墓主人亦应是辽代显赫的大贵族，或为辽贵妃家族重要的成员。
这两座墓葬的发掘意义重大，对辽代历史的研究必将起到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填补了辽代历史研究的某些空白，取得了重要收获，主要有以下几点：
M2出土墓志有对后族萧氏姓氏来源的相关记载，称辽皇族耶律氏汉室之宗，刘氏也。后族系出兰陵，而兰陵萧氏之祖为汉宰相萧何子孙，辽代后族萧氏也世选为辽宰相，此记载与《辽史》所载相同。关于辽代后族萧氏的来历，学界多有争论今几可成定论。辽代皇族追慕汉高祖以称刘，后族比萧何而为萧，其虽有附会的成份，但这也反映出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契丹统治者对中原文明的认同感。
贵妃曾祖名迷骨德，职大国舅，皮室大将军。迷骨德即应为《辽史》所载之“眉古德”，眉古德与迷骨德应为同音异译。眉古德在辽穆宗即位之初，谋南奔，被诛杀。这是辽代早期历史著名的事件，并见于《资治通鉴》的记载，惟《资治通鉴》称眉古德为“萧海真”，概一为契丹名，一为汉名。另外《辽史·阿古只传》载其一子“名安圑，右皮室大将军”，其中安圑之所历、官职、世系皆同于迷骨德，故《辽史》中所载“安圑”与“眉古德”也应为一人，至此，贵妃家族世袭清矣。贵妃出于辽代第一任北府宰相阿古只一系，其家族在辽代九帝中共出过四位皇后，是辽代外戚最为显赫的一支。
墓葬位于今内蒙古多伦县，属滦河流域，史载为辽奚族的世居之地之一。而契丹贵族又有归葬祖茔的习俗，因此辽后族萧氏与奚族的关系，也当纳入我们的考量范围之内。结合墓葬发掘所做的考古调查，在距墓地不远处，发现有高规格的辽代建筑遗址，这些遗址应与贵妃萧氏家族是有相当关系的。
《辽史·圣宗本纪》统和四年九月载“皇太妃以上纳后，进衣物、驼马，以助会亲颁赐”;统和十九年三月：“皇后萧氏以罪降为贵妃。”检《辽史》所见，圣宗仅此一个贵妃。因此我们怀疑，墓主人即为辽圣宗第一位皇后，但现囿于墓志等资料尚未整理，结论有待探讨。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墓葬资料整理的深入，对辽代历史研究存在的许多问题、困惑，将有望解开。
10、辽宁“丹东一号”清代沉船(致远舰)水下考古调查
调查单位：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丹东一号”沉船遗址位于辽宁省丹东市西南50多公里海域中。为配合丹东港集团有限公司的海洋红港区基建工程，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建水下考古队，从年11月启动涉海区域内的水下文化遗产调查工作;年4月通过物探与潜水调查确认了“丹东一号”沉船位置;年8～10月开展重点调查并清理出部分舰体外轮廓。为确认沉船的具体身份及保存状况，年8～10月，考古队再次启动了“丹东一号”沉船重点调查工作。
年调查工作介绍
前几次的调查工作已探明“丹东一号”沉船几乎全埋于平坦的海床面下，加之沉船体量巨大，只有通过目标明确的抽沙清淤才能掌握遗址情况。为此，考古队分两组开展抽沙工作，一组沿舰体的外围使用大管进行抽沙，快速揭露舰体的舷边轮廓;一组使用小管对重要遗迹区进行清理，揭露出锅炉阀门配件与穹甲区域。水下抽沙同时跟进测绘、录像、拍照等记录工作，为了准确记录，考古队贯穿艏、艉布设基线绳，附上皮尺，所有的遗迹与遗物，以相距基线绳的距离加以记录，并以距海床泥面的深度记录埋深，构建其三维位置。此外，考古队注重水下遗迹照片的拼接工作，以便尽可能展示大面积的遗迹现象。
按工作进展，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于艉部抽沙，为期近一个半月，陆续揭露出艉部、左右舷后端，并发现与“致远舰”相关的多层穹甲结构、鱼雷引信、方形舷窗等遗物。第二阶段调查区域延展到艏部。此期间，考古队还选择在遗物丰富、未有火烧痕迹的左舷前部，布设两个小探方进行解剖性质的试掘，清理出2件带“致远”篆书文字款识的白瓷盘及一些小件遗物，基本锁定沉舰身份。最后一周时间里重点对穹甲区域进行了调查，结束之时再冲沙回填抽开的遗址区。
遗址概况
通过小探方试掘，遗址区的地层可分两层，第一层厚10～20厘米，为较松软的细沙层，少有遗物。其下为散落的木板与铁板，常形成凝结块，厚约10厘米。第二层厚40～80厘米，为黑色贝壳层，夹杂大量的遗物。再下为灰黑色的海泥，纯净而致密。整个地层也体现了遗物散落、船体拆解、浮沙掩埋的漫长过程。
本年度抽沙揭露出更大范围的船体，整体保存一般，舱内淤满泥沙。泥下揭露出60多米长(长度还未到艏端)，9～10米宽的残骸。沉舰整体受损较重，不存在完整的住人舱室，穹甲板以上船体部位已无存，穹甲下为动力机舱，推测也发生过爆炸。船体周边散落着钢板、木质船板、锅炉零件等物品，舱内过火面积大，艏部、右舷、艉部均有火烧迹象。
船体外壳用钢板构造，使用铆钉连接，内侧垫有木质船板。舷侧钢板较薄，厚约1厘米左右。穹甲部位使用较厚重的钢板，用铆钉连接多层钢板，中部弧起，每层厚达3厘米左右，最厚使用三层钢板可达10厘米的厚度。
出水文物
本次调查提取水下的文物计60个种类、件文物，另有60多枚清代铜钱，涉及船上构件、武器、个人物品等。所获遗物水下呈散落状态见于沙层中，鱼雷引信发现于艉部、毫米火炮弹头位于左舷后部、方形舷窗见于左右两侧舷边。
船上构件包括锅炉配件、舷窗、铜牌、电灯罩、衣帽钩、铜锁、木滑轮等。
武器装备包括鱼雷引信、毫米炮弹、57毫米炮弹、47毫米炮弹、37毫米炮弹、格林机关炮弹、毛瑟枪子弹等。此外还发现多枚马蒂尼·享利步枪子弹、左轮手枪子弹等武器。
个人物品包括茶杯、鞋底、皮带、木梳、鼻烟壶、印章等。
与“致远舰”身份相关的主要遗物有：方形舷窗、毫米炮弹、十管加特林机枪、鱼雷引信、“致远”定制瓷盘等。
沉舰身份推断
年9月17日，清北洋水师与日本海军在黄海北部爆发大规模海战，北洋水师先后损失扬威、超勇、致远、经远、广甲5艘军舰，其中扬威、超勇、致远、经远沉灭于交战区，广甲艘在撤退途中搁浅于大连湾三山岛。“丹东一号”沉船位处交战区，为上述沉于交战区的四艘沉舰之一。
年4月，用磁力仪物探的科技手段探明“丹东一号”沉船铁质遗物的体量约为吨，明显大于吨排水量的超勇舰(扬威舰为超勇舰的姊妹舰)。致远舰原排水量为0吨，考虑到受炮火摧毁及后期破拆而折损了一些钢材，再去除部分木材、煤炭等非磁性物质的体量。因此，“丹东一号”铁质遗物吨与致远舰的现状是相匹配的。
甲午海战的五艘沉舰均遭到日方长期的破拆，致远舰的位置也有资料标注。考古队获得一张日本所绘“黄海北部及渤海”的海图(年)，有明确标注出“致远”、“扬威”舰的沉没位置。其中“致远”的位置，就标注在“丹东一号”沉船附近。
水下考古调查发现众多遗迹现象均指向为致远舰。
1、舰体结构：水下残存的穹甲钢板，与致远舰的穹甲防护结构吻合。经远舰采取“铁甲堡”技术，舷侧装甲厚达20～40厘米，明显与“丹东一号”约1厘米厚的舷侧钢板不符。超勇、扬威两舰未使用穹甲结构。此外，“丹东一号”沉船还发现多个方形舷窗，方形舷窗安装于致远舰及姊妹舰(靖远舰)的艉楼甲板舱室，在黄海北部沉没的超勇、扬威、经远舰中均未见安装，这是识别致远舰与其它甲午沉舰的重要标识物。
2、武器配备：致远舰配备的主要武器装备在“丹东一号”沉船均有发现，包括：毫米主炮炮管、毫米副炮炮弹、57毫米炮弹、37毫米炮弹、11毫米加特林机枪及弹药，特别还发现保存完整的鱼雷引信一枚。武器配备区分明显，超勇舰主炮为毫米口径，副炮为4.7英寸毫米口径，没有毫米的武器;而“丹东一号”发现毫米炮管、6英寸毫米口径副炮炮弹。同时，超勇舰没有配备57毫米炮和鱼雷，超勇舰出厂时所携带的杆雷艇前端绑的是水雷。
3、餐具：发现三个带有清晰致远舰舰徽的定制瓷盘或碎片，中间为篆书“致远”。此外，还找到一把与瓷盘配套使用的银勺，勺柄也印有致远舰的徽标。
综上所述，磁力数据、地图资料、调查遗物，从不同角度、不同来源构建成证据链。通过分析具有致远舰身份判别价值的沉舰穹甲结构，发现的方形舷窗、鱼雷引信、11毫米10管加特林机枪、毫米口径炮弹、带有“致远”文字款识的制式餐具等考古实物资料，结合甲午海战档案、北洋海军舰船制造档案和海域当地的口述史料综合判定，“丹东一号”沉船应为致远舰。
“丹东一号”沉船(致远舰)调查工作取得重要进展，是考古学与海洋物探等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成功案例，开启了中国水下考古对近代沉舰展开调查的新领域。所获考古调查资料为中国近代史、甲午海战和世界海军舰艇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丹东一号”沉船调查工作意义更显重要。
（新闻消息来源：国家博物馆微博文章来源：中国文物信息网《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候选项目》图片来源：国家博物馆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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