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新馆开张后，推出的第一个大展就是《金色中国》。这些展品来自南京博物院、云南省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和湖北省博物馆五家著名的博物馆，涵盖了我国东南西北中五个地域，时代从战国延续至明清，代表了中国古代金器的最高水平。
中国古代金器不仅因贵金属的材质体现了古代中国的富足，还蕴涵了丰富的艺术神韵与审美观念，代表了古代人的生活情趣和艺术情怀，是中国物质文化遗产中最华美的一章。展览中除了没有明万历帝定陵的金器外，算是汇聚了我国古代各时期出土的最具代表性的金器。
战国以前，中国的金银器大都是形制小巧的装饰品，基本未见容器及其他器皿出现，进入战国以后，金器突破了装饰性的附属地位，独立的金质器皿在南方地区诞生。而于曾侯乙墓中发掘的金盏重达两公斤多，是我国已出土的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为中国早期最重要的金质器皿，代表了当时金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曾侯乙墓出土的双耳金杯整个器身全无任何纹饰，大有庄重凝练之感，虽已不见阳光二千四百多年，但出土时依旧光可鉴人，金质如初，可见古人的冶炼工技之高！
郢爰金版是楚国的一种有铭文的称量货币，“郢”为楚都城名，“爰”为货币重量单位。这种金钣大多呈方形，少数呈圆形，上面用铜印印为若干个小方块，看似乌龟壳。完整的重约克左右，含金量一般在90%以上，质量上好的可达99%。金钣上的铭文有郢爰、陈爰、专爰、颖、覃金、隔爰及卢金等等。这些带“爰”字的金钣，习惯上被称为“爰金”或“印子金”，是我国最早的原始黄金铸币。当时黄金的流通限于上层社会，而且只在国际礼聘、游说诸侯、国王赠赏、大宗交易时才使用。
鹰顶金冠有“草原瑰宝”之誉，是迄今所发现的唯一的匈奴酋长金冠饰，代表了战国时期我国北方民族贵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
虎噬牛纹金带饰，为黄金模铸而成，长方形，绳纹边框内浮雕四虎咬牛纹图案，题材新颖，动感强烈，具有写实特点，反映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高度的工艺水平。
两汉时期，金银器的制作规模和使用范围远远超过前朝，黄金作为货币日益盛行。金银器制作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抑或是制作工艺，都已达到一个比较高超的水平。这件西汉金兽是迄今我国出土文物中最大最重的金器，通高10.2厘米，身长16厘米，身宽17.8厘米，重9千克，含金量达99%，是汉代金器制作工艺的代表作品。有人认为该物是称量标准的称锤，也有人认为是用来镇库或避邪。金兽究竟是什么动物至今仍没有一致的看法。有人认为是老虎、有人认为是狮子、有人认为是豹子。从其造型来看，应该更加接近豹子。通常所见的金器大都是捶击而成，而这件金兽却是汉代金属铸造工艺和金器捶击工艺这两种技法完美结合的产物，实属罕见，弥足珍贵。
这两件金腰带扣的主人据专家推测应该是第三代楚王刘戊，出土于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外墓道耳室的兵器中，兵器堆中还有”楚中尉印“封泥。这堆兵器连同金腰带扣应该是楚中尉送给刘戊的礼物。出土的时候，金腰带扣是重叠着放的。金腰带扣的背后都写着重量，分别有“一斤一两十八铢”、“一斤一两十四铢”等字样。它的表面金光灿灿，图案生动的再现了两头熊同咬一匹马的场景。
西汉的黄金货币以圆形为基本形状，这种金饼，根据交易的需要，可以任意切割，仍处在比较原始的称量货币阶段。
到汉武帝时，黄金货币有了较大变化，那就是对麟趾金与马蹄金的铸作。《汉书．武帝纪》：”诏曰：‘有司议曰，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褭蹏以协瑞焉。’因以班赐诸侯王。“（褭是一种马，褭蹏就是马蹄）。展出的麟趾金，正面为圆形，背面中空，周壁向上斜收，口小底大，形如圆足兽蹄，铸造精良，造型优美，历经多年的风雨沧桑仍然保存完整。
这份诏书说明了三个问题：1、从文献上说明，在此之前已经开始用黄金铸币。2、这一年是“祥瑞”年，金币改铸成麟趾和马蹄的形状，并也相应更名。3、麟趾金、马蹄金是西汉太始二年以后出现的金铸币，主要用于帝王对诸侯王的赏赐。需要说明的是，这二者仍属于称量货币。马蹄金，呈椭圆形，背部周壁向上收敛，底大口小，中空，形似马蹄，在展厅柔和的灯光映衬下依旧光彩夺目。
汉代出现了以松烟为主要原料的手工墨，同时又发明了纸，砚的花样不断翻新，不但有石砚、瓦砚，而且出现了玉砚、陶砚、漆砚和青铜砚。鎏金镶嵌带砚兽形铜盒，整体形状貌似蟾蜍，古人对蟾蜍颇为敬畏，认为是镇凶邪、助长生的吉祥物。该盒通体鎏金并镶嵌红珊瑚、青金石、绿松石，盒盖与盒身以子母口相合，以兽背为盒盖，背部中心处设一桥形钮可供开启，盒内嵌石砚并附柱形砚石。
金臂甲是防护类兵器，呈梯形束颈圆筒状，与人的手臂相合，通体无纹饰，筒侧开口，边沿有长方形穿孔，造型规整，做工精细，是古代滇人的典型金器。
这件黄金制成的动物被称为金怪兽，造型奇特，雕工考究，反映了当时匈奴族金工匠师的高超技艺。之所以被称为金怪兽，是因为它身体似羊、嘴似鹰、角似鹿、蝎形尾，四蹄立于花瓣形托座上。怪兽的两只抵角是由两两身相连、背相对的16只小鸟组成的，而且蝎形的尾巴也是一只小鸟的样子。因此，这件小小的怪兽身上竟隐藏了十七只小鸟，体现出工匠们的睿智巧思。精良的制作，多样的加工手法，反映了秦汉时期匈奴金银制作的高超水平，是最具代表性的匈奴艺术珍品。
唐代是中国金器发展的繁荣鼎盛阶段。这一时期的金器不仅数量激增，品种丰富，而且其器形与装饰风格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汲取域外因素并融合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尽显大唐风范。这件鎏金铺首，系浇铸锤鍱成型。原为大明宫宫殿的门环，形制巨大，装饰华丽，由其可以想见当日唐大明宫之富丽堂皇。
碗在唐代金银器中的数量很大，形制变化也颇多，最有名的当数鸳鸯莲瓣纹金碗。此碗锤击成型，碗内壁有墨书重量“九两三”（实际称重，为九两半）。制作精妙绝伦，富丽堂皇，流畅的莲瓣、稳重的双重结构，体现了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的成熟，是罕见的艺术佳品；而将多层次高密度的纹饰这样繁而有序、清淅准确地錾刻在小小的空间内，更是唐代金银细工高超技艺的杰出表现。当然，其对西方金银器造型的借鉴和改造也展现了唐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唐人的创新精神。
摩羯戏珠纹金花银盘为葵花形盘，在六瓣葵花上各錾花卉图案，花卉内容有两组，相间排列。盘心凸錾双鱼图案，双鱼相向而游，头部为龙首，盘中心为一火焰宝珠。摩羯纹大约在两晋时期随佛教传入我国，从东晋到唐代的文献中均曾提到摩羯，目前所见较早的摩羯纹金银器为隋唐时期，形象与印度摩羯纹已开始有所区别。此盘摩羯头部与印度摩羯相似，但身体已是鲤鱼模样，体现了中国化的倾向。
鎏金海兽纹银碗盖，盖面隆起，以绳索纹为栏界将盖面分为四区间，每个区间内饰折枝团花，盖沿饰花瓣纹一周。捉手内饰凸起的海兽，衬以水波底纹，外围环绕花瓣纹。这种主纹饰周围环绕绳索纹圆框或花瓣纹的手法为波斯萨珊银器中惯用的”徽章式纹样“。
一说到龙，人们便会很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威武雄壮的身姿，神异磅礴的气势，然而，如唐赤金走龙这般小巧玲珑却非常罕见。其长吻细颈，颈部弯曲，尾部由粗而细，尾端回勾，首生弯曲而成的双角，身姿和步态各异其态。制作时，工匠用金条先掐编出身体，然后插上尾巴和角，最后用錾子錾出鱼鳞纹的装饰，由于纯手工，因此，这些龙的形态没有一条是完全相同的。如此之小且并不具有震慑力的小金龙，有其特定的作用，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小金龙是唐代宫廷中举行道教投龙祭祀仪式中所用的法器。
相比于赤金走龙，这条鎏金铁芯铜龙则威风凛凛得多。其身体细长，两只有力的前脚紧扣地面，龙头与上身呈“S”型，龙嘴张开，露出牙齿和弯曲的龙舌，两只圆睁的双眼直视前方，龙角紧贴头部向后伸展，龙尾从高高上扬的后肢处反折向龙头上方。整条铜龙身体流畅，极富动感，体现出唐龙的生动美与气势美，是不可多得的精品。
宋辽时期，随着金器使用的大众化、商品化，金器风格也变得世俗化和生活化，而此时大放异彩的金器，分别出自北方的辽国和南方的大理国。如这件”万岁台“铭金花银砚盒，出土于契丹东丹国左相耶律羽之墓。盒盖上三只立莲环绕腾龙，其中一支盛开的莲花衔于龙嘴，立于龙头，盒盖四周饰以忍冬纹、卷草纹，这些纹饰显然吸收了佛教元素。盒上的“万岁台”铭文，很可能是辽国皇帝耶律德光所赐。
内蒙古通辽市陈国公主及驸马合葬墓中出土的鎏金高翅银冠，是契丹贵族妇女广泛流行的一种冠饰。这件银冠用鎏金薄银片分片锤击成各部位的形状，并用细银丝缝缀加固而成。冠顶圆形，两侧立翅高耸，看起来很像鸟飞翔时展开的双翅，冠正面和两侧立翅镂空并錾刻火焰宝珠、凤鸟和云纹等花纹，内侧可见为银片制造，外鎏金。冠顶有一尊原始天尊银造像，头顶花冠，高髻长须，身着宽袖长袍，双手捧物拱于胸前，像后有9朵灵芝，这样的葬具表明道教神仙思想在契丹皇族中很有影响。
展览中还有公主下葬时戴的金面具。金面具是根据公主的脸型打造，工匠们把原料放在磨具上，一下下锤击，半浮雕式呈现公主的面容：脸型丰润、鼻梁狭长、双眼圆睁，眉头有些紧皱，一对招风耳。从面具上看，公主说不上多漂亮，但死时年仅18岁，也算是红颜薄命了。陈国公主及驸马均以金面具覆面，并用银丝络网裹尸，这是萨满教与佛道生死观的结合形成的独特葬俗，寄托着公主夫妇升入仙界佛国的期盼。
靴是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契丹服饰。陈国公主的这双鎏金凤纹银靴，为薄银片制成，连接部分用银丝缀合。由靴筒、帮、底三部分组成。靴靿口椭圆形，靴筒上宽下窄，外侧略呈扇形，靴头较尖，底细长，脚心微凹。靴筒、帮表面錾有凤鸟及云纹并鎏金。凤鸟均作展翅翱翔，姿态栩栩如生。此靴为研究契丹习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在西南边陲，大理国将经缅甸传来的佛教发扬光大，形成了阿嵯耶教派，余年里，大理国22位国主有9位“禅位”为僧。这件云南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塔顶出土的银背光金阿嵯耶观音立像，发髻高耸，胸佩璎珞，腰饰花结，手结妙天音印，上身裸露，下着长裙，宽肩细腰，庄严华美。其造型不仅受到当地民间传说、中原密教的影响，还受到了印度南部、爪哇等地佛教的影响。
与阿嵯耶观音像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银鎏金镶珠金翅鸟，传说金翅鸟两翼伸展达万里，用巨翅拨动海水，使之分开，捕龙为食。龙族苦不堪言，求佛解救，佛以袈裟护住才得以幸免。后来金翅鸟皈依佛法，成为佛的护卫神鸟。这件金翅鸟体态雄健圆浑，通体鎏金，呈昂首飞翔状，头饰美丽的羽冠，尾羽镶嵌5颗水晶珠加以点缀，呈火焰向上展开，足踏莲座之上，充满勃勃生机。
莲花形錾花金盏托，由托盘和盏两部分组成，纯金制作，造型美观大方，精致细巧，是西夏文物中的精品。
逐水草而居的蒙古族，他们的酒具与其奔波迁徙的生活相适应。双龙戏珠纹鋬耳金杯，敞口，弧腹，平底。口沿外壁为缠枝卷草纹，耳饰双龙戏珠纹。在金杯口沿外附加月牙形鋬耳，这种造型既可饮酒，又可作舀酒器，轻便小巧，便于在马背上系挂携带，富有浓郁的草原气息，是蒙古族特有的风格。纹饰虽没有唐宋金器的细腻华美，但图案整体效果简洁明快，奔放洒脱，体现了蒙元金器既讲究实用性，又追求艺术性的审美意识。
明清时期，金器与玉石相结合的镶嵌工艺盛行，造型愈趋多样化，纹饰繁缛富丽，制作工艺更加精细复杂，令人眼花缭乱。如这件出土于明梁庄王墓的金花丝镶宝石带，由24件金花丝镶宝石带銙和两件金带扣及1件脱落的金插销组成，共重.9克。该带“排方”9件、“小方”4件，较制定多2件。全带共镶嵌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东陵石、长石等宝石84颗。其中祖母绿、猫眼、红宝石、蓝宝石等十分贵重，仅祖母绿，明代就折价四百换（即一两祖母绿换黄金四百两）。
这件金盆，圆唇内叠，折平沿，敞口浅腹，平底，素面，重.2克
这件封册，铜质髹金，是梁庄王王妃魏氏于宣德八年（公元年）被册封为王妃的任命文书。每板长23、宽9.1、厚0.4厘米，重.8克，由两块等大的长方形鎏金银板扣合而成，板内铸有册文88字：“纬宣德八年岁次癸丑七月壬子朔，越三日甲寅，皇帝制曰：‘朕惟太祖高皇帝之制封建诸王，必选贤女为之配朕弟梁王。年已长成，尔魏氏乃南城兵马指挥魏亨之女今特援以金册立为梁王妃，尔尚谨遵妇道内助家邦敬哉。’”封册极少随葬在墓中，而王妃的封册，在此前已发掘的明代亲王墓中从未出土过，此是我国发现的第一件亲王妃封册实物。
乾隆时期的描金法轮，通体金光灿灿，镶嵌着红、蓝、绿三色“宝石”。这件法轮既不是法器，也不是佛堂的摆设，而是景德镇官窑的瓷器，各种颜色的宝石均为涂刷釉料烧成，烧成后再在瓷胎上涂刷金粉，看起来华丽高贵。
银鎏金曼陀罗，曼陀罗是梵文的音译，意思是坛城，藏语称作吉廓。曼陀罗源于古代印度的密宗修法活动，那时的人们为了防止魔众的入侵，修密法时就在修法场地修筑起一个圆形或者方形的土坛，在土坛上修法，邀请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亲临作证，并在土坛上绘出他们的图像，由此构成了后世坛城的基本框架，演变出多种形式和类别的曼陀罗。坛城作为象征宇宙世界结构的本源，是变化多样的本尊神及眷属众神聚居处的模型缩影。
铜鎏金上乐金刚双身立像，为四面十二臂，头戴骷髅冠，高耸发髻，旁饰月牙。面相忿怒，每脸三眼，眼圆睁，身前两主臂拥抱佛母——金刚亥母，其余各臂分持法器，造像整体生动，主尊表情威而不恶，富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上乐金刚亦称胜乐金刚，在清宫档案中常被称为上乐王佛，是藏密无上瑜珈密之重要本尊。清代章嘉国师若必多吉曾传上乐金刚教法给乾隆帝，故乾隆皇帝曾在承德特铸一巨型上乐金刚坛城用以供奉。
七级金佛塔高近半米，顶端的塔刹为火焰顶镶嵌珊瑚宝珠，塔身每层四门四窗，每门内有一尊佛坐在双层莲花座上，每层塔顶以八条龙为屋脊，龙嘴衔风铃一只。这是一座汉传佛教宝塔，制作精细，工艺精湛，用料考究，世所罕见，原为一对，是清代宫廷御用品，代表了清宫金品制造工艺的最高水准，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
注：本文转自神之荣耀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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