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时能度曲,秀句入新腔

前一阵我写了一篇小文章,关于我曾收到过的明信片。因为整理旧物时候,理出了两大箱明信片。它们原来都躺在我书桌下的抽屉里。抽屉早就不够用了,我直到如今才下定决心,将这些心意腾挪出来,也就是将工作环境调整至……中年。

许多小卡片是开签售会时读者写给我的,情真意切,但我总是忘记标注这是哪一本书的事。有我在台湾读书时同学们送的。还有一些卡片来自前几年在海外求学的中学同学,有一对六月时结婚了,父母送给他们的礼物就是这些年他们的通信。这真是一对很喜欢写卡片的夫妇。新郎致辞时,中文只说了几句感谢,英文倒说了一大篇。司仪于是说,“我们的新郎现在中文都不太流利了。”然而我却记得,有一张卡片,他写自己刚到荷兰求学时,“他们英文都说的好快,这里物价真贵,就连这一张明信片,算上邮票就要2.95欧,外加14%的税。快要写不下了,有机会你一定要来玩喔!”。在当时,年,他现在的太太刚到纽约,卡片上写,“现在已经适应咯,下周就要开学,然后便是念书,找实习,寻工作,有时候自嘲说,念研究生就像把大三大四的生活重新过一遍。纽约,很神奇的地方。希望你有机会来。”

我发现,“希望你有机会来”,好像是明信片的标准收尾,中学同学都这么写。只有一位女孩子,几年前外派援建,有段日子,她出差到了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她在明信片上写,“早有耳闻说这里特别乱,所以提心吊胆。想念你。”我这整抽屉的旅行明信片,只有她没有写“希望你有机会来”。最近新闻倒是常常刷到委内瑞拉,我突然想起她来,她也快要结婚了,新家居然就在我家附近,但我们从来没有谈起过委内瑞拉……都是很好的朋友们呢,如果当时没有写卡片的话,也许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时光如梭。(这是好听的说法,时光是无论我们怎样都不会鸟我们的东西……)

外婆的告别式过后,好像一切都恢复到酷暑中的形貌,没有任何人、任何景显得单薄一些。一切都是热腾腾的,死亡不过是台风一夜,凉了那么一下子。三年前我在知乎上回答问题,终于体会到自己在家族中的作用,就是默认是我写告别式的谢辞。除此之外,我这样的人,百无一用。但是最亲的人,最不需要措辞。简洁、典雅都属于潜心寒暄外部世界的工具。也可以拿来用在身边的人身上,不用最好。我们普通人,一生一世没有放眼山海的追求。我们普通人一生最大的成就,不过是受苦受难后的任劳任怨。因为不任劳任怨,也没有更好的活法。而难过,远不会是围观中的难过。有时是清晨起来喝水的时候,有时是突然走上公交车、一阵凉风袭来,耳边突然消失了空气流动的声音,心中尽是破碎的考量,关于衰老、疾病、狼藉和爱。

母亲找出了外婆和外公的结婚证书,收藏得特别精心,和外婆获得过的唯一一张劳动奖状放在一起。那年他们才二十三岁,预期不到三十五年后死别。关于外公的记忆,因为太遥远而显得暗淡。外婆身体好的时候,每天给他铺床。衣橱里有他发霉的大衣,每年过年,她都要给我看一遍外公戴过的方戒。我叫她送给我,她舍不得,迅速地收好了,也不管场面尴尬。我记得外婆说,二十二年前外公过世之后,她没有一天不想念他。

我出版了十九本书。好像第一次产生一个念头,要在扉页上说,这本书送给某人。以前从来没有写,也没有什么高级的理由。或者下一次,真的可以写一写“送给外婆”,一个聪明、善良而且很会骂人的佛教徒。我还有很多书可以送给外婆,她是家族里唯一一个愿意跟我讨论上界勾三搭四、下界黑白无常矛盾的朋友,一本正经地真真假假,经常说我本是个神仙,我说那你呢?她说,我也是。我很喜欢她。外婆是我童年的糖纸、小自行车辐条上的阳光、池塘上低飞的蜻蜓、和这个季节清凉如水(说说而已、其实是制造热风)的蒲扇。告别她,也算是真正告别童年,童年被外婆没收了。但外婆用别的方式帮助着我。我最近一次在小说里用到她,是写小说《步步娇》,女主人公躺在小说里的“外公外婆”中间,翘着脚看《封神榜》,姬昌吃伯邑考肉所做的肉饼,看《三国演义》,夏侯惇大喊:父精母血,不可弃也!然后吃掉了自己的眼睛。以前的电视剧,现在想起来都很吓人的,当时倒是不觉得。可能是因为和外婆在一起。

仪式化的悼念与仪式化的欢庆总有难以言喻的相似之处,拉开厚重的窗帘,沉默着祈愿,总有一种力量召唤我们相信会有一个更净洁的远方,在心中、或者在我们之外。正因如此,脾气古怪的我做起每一件差事都毫不马虎,兢兢业业,放不下心。

感谢包容我的家人和亲爱的朋友们。

我的新书《新腔》将于8月17日下午首发。

首刷是精装限量版,有点贵。平装本未来也会推出。

希望你们有机会来。

《新腔》后记:“一棵树怎会生出不同的果子?”

这是我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的第四本书了。山东画报出版社几乎见证了我25到30岁成长的旅程。我非常感激。

年年初,我从台湾政治大学博士毕业,回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工作。读硕士的时候,我念的这个专业还叫“文学写作”。毕业时,硕士论文写的是石黑一雄的小说。也是在年,石黑一雄爆冷拿了诺贝尔文学奖。开奖当天晚上,我的手机被打爆,但我一个电话都不敢接。

那天晚上我倒是想了不少事,还把自己的论文拿出来看了一遍,写得真糟糕。石黑一雄小说的简繁体字版本及英文版本,曾经占据我一格书柜,现在已经蒙上了很厚的灰。有一本《群山淡景》,是当时到台大交换的同学为我影印的。后来他没有做学术,十分可惜,更可惜的是,毕业以后我们居然再没有见过了。当中约过几次,都没有见成。我想这也是这些年的知交零落、人之常情。

我还记得硕士答辩时,有一位教授问我,你说石黑一雄小说里的“记忆的留白”,那你自己的小说里为什么没有“留白”……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我都回答不了。去年一次开会时,我的硕士指导教授王宏图很高兴地对别人说,“她的论文就写的是石黑一雄欸”,让我瞬间感到无地自容。用时髦的话来说,这也许叫做,“我想念我自己”。因为,我已经完全不记得我为什么会研究石黑一雄,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也是创意写作专业毕业的,成就了这个专业毕业生的传奇,发表小说、获奖、改编电影……但不知发生了怎样神秘的状况,后来几年我的兴趣、志向都发生了微妙的转移。唯独有读小说这件事,断断续续还在坚持。有时读完了就写成文章换成稿费,有时纯粹是为了纾解压力。石黑一雄获奖之后,我去了一次东京,在书店买了一些他的英文小说,以表纪念。但我也知道,有些时光一去不返。心中想过的那些事,欣赏过的人,枝枝蔓蔓、琐琐碎碎,如果没有文字纪录,大约也就被混沌的岁月彻底吞噬了。我的幸运在于,我是一个比较勤快的作家,还有生活压力。所以无论写得好不好,我的人生都种植在了更为清晰的时间上。

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大都是我这两年打点日常生活的证明书。要说艰苦,也是最后一里路的那种艰苦。我并不怀念这些时光,甚至努力想要忘记。我总是想如果不写这样的文章,我的人生是不是能变得更加“整齐”一点、体面一点。但就像小说《教父》里说的,“一个人只有一种命运”。

反正我也曾是个专栏作家。

很感谢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的编辑们。感谢“73烟纸店”。

想起来给学生上课,最初是秋天的时候,说到大家熟悉的《湖心亭看雪》。我说这样恶劣的天气,这样的一个人,会选择特地跑出去看雪,他的内心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这会不会一种行为艺术呢?这话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尴尬,因为不管心情与处境如何,只要不是作家,跑出去看一看雪,大概根本就不是值得说道的事。在外面的那些人,可能既没有被贬官、也没有忧愁无告、也没有老尽少年心……就是很普通地、在外面站了一会儿。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才会无事生非、小题大做地记录下来,还发表出来,沾沾自喜。可那是我的命运。

陈之藩写《念胡适》的文章里,有一处写一位受苦的修士因空难而亡,一生的苦都仿佛白受了。陈曾经问,他为什么一家兄弟姐妹都当神职。另一个修士立即说,“一棵树怎会生出不同的果子?”

“一棵树怎会生出不同的果子?”

很好的话呢。像很多人的写作。也像很多人起起伏伏、变化又渐渐不再变化的一生。

.5于上海

张怡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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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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