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年10月，联合国第三次住房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正式审议通过《新城市议程》以来，“未来新城市”就已成为了一个热议的话题。
应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之邀，5月15日上午十点，华安?克洛斯博士参加了此次由联合国人居署、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协办的“’新城市议程’与中国道路——中国城镇化智库高峰论坛”，并作题为《贯彻落实联合国新城市议程》的主旨演讲。
演讲过后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杨保军、副院长王凯、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石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毛其智与克洛斯博士进行了一场精彩的高端对话。
主旨演讲
华安?克洛斯
中国的发展是全世界城镇化进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自己探索的城镇化道路让五亿人口实现了“城市化”，这个数字曾一度让世界震撼。尤其是“一带一路”伟大战略的提出更是促进了全球融合，为实现各个国家城市化的提升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和动力。
然而在未来，中国能否继续三十年来的既有城镇化道路？在联合国《新城市化议程》提出的今天，中国乃至全球其它国家的城市化发展该何去何从？未来的城市该如何实现世代的永续发展？
对此，人居署执行主任华安?克洛斯博士以独特视角解读了此次联合国第三次住房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简称“人居三”）大会上通过的这一决议，并对中国未来新城市规划的方法论及今后人类面对的城镇化发展趋势做了全面的分析和阐释。
1.《新城市议程》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开放议题”
《新城市议程》并非是联合国的一个强制性文件，它只是为每个国家提供一个指导性的意见，各个国家政府有权去“因地制宜”地制定符合本国实际强化的城市化“方案”。《新城市议程》鼓励各国去思考，在议程中也许你看到更多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大致的框架和必要的原则。
2未来城市发展应更加注重系统性和跨领域合作
未来的新城市规划应该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一座新型城市的诞生不仅要坚持从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维度入手，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合作与互动，采用立法、体制机制以及金融等杠杆，也要从国家政策到规划设计，以及规划实施的全过程进行创新与协同。这不仅凝聚了政治家、科学家的心血，更倾注了企业家和民间组织的共识。
3《新城市议程》将推动城市向可持续方向发展，助力城镇化路径的转变
《新城市议程》更加强调城镇化与永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不想对城市投入过多的财力和精力去规划，任由其像藤蔓一样自发地、随意地“疯长”，结果必然会造成低质量的城镇化。而相反，一个良性的城镇化链条应该呈现这样的态势：经过深思熟虑规划和设计的城镇化过程——高质量的城镇化——促进一个国家的高层次发展。
而对于后工业时代的城镇化来说，上述论证似乎值得商榷。传统时代的城市化必然伴随着工业化，然而社会发展到今天，不以工业化为支撑的城镇化正在悄然地浮出水面，比如印度、非洲等国家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类现象。
未来的后工业经济时代，CBD和住宅区应该融合在一起，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发生着改变，新的就业岗位也会出现在城市中。在未来，一些手工业的就业应分布在农村，另一些工业可能是在城市周边专门的工业区发展，而那些基于知识管理的高级工作应该是在城市内部发展。
中国三十年间的城市化过程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尤其是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中国更愿意支持世界很多国家的城市化发展。
但就目前来看，中国城镇化走的是以工业化为支撑的传统城镇化路子。我们可以试想一下，社会总要发展，当后工业经济时代来临的时候，传统的城镇化道路该去向何方？
当人工智能、机器人如春笋般不断涌现的时候，知识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使企业从简单的手工劳动转为智能化生产，那些扛着包袱进入城市的人群可能会环顾左右，却没有发现自己的“立身之地”，这样的尴尬境地，人们还会“进城”吗？城市化的速度会由此减慢降低？在科学规划下的城镇化还能不能促进城市的发展？
后工业化经济时代，城市规划应如何变革“手腕”推进规划、建设、管理进程以适应新时代需求？真正应该做的就是“创新”，做“可持续的城市规划”。
4后工业经济时代，良性的城市化发展和城市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城市化的发展不善，会产生一些负面的风险，这些风险不只是城市里的居民会承担，不同的机构也要承担相应的风险，而且这是一种战略性的风险。年的全球次贷危机让人类知道了在城市化复杂的体系下，应及时地运用新方法应对新问题和新情况。城市化问题不仅是政府应该重视，也值得每位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