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撇·高考美术史论辅导
文/王方黄玉洁
（作者王方为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黄玉洁为陈列保管部副主任）
黄金，耀眼夺目，制成器物之后更显富丽华美。“金色记忆——中国14世纪前出土金器特展”，让我们得以概览黄金文化的历史，窥探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人们的审美艺术、生活情趣和观念信仰。
从公元前纪左右金器萌生至今，黄金艺术伴随中国历史的脚步，走过了多年。在中国金器起源、发展、创新、繁荣的历史进程中，不同地域、文化、民族的交流碰撞，中西方不同工艺和装饰风格的相互融合，使中国的黄金制品呈现出一脉相承又多元共融的格局风貌。
夏商西周：简约明快，以金饰身我国境内最早使用黄金的实例出现于距今多年的龙山文化时代。河南汤阴曾出土含金砂的陶片，可能是陶工有意将金砂掺入陶土，以强化器体并取得某种装饰效果[1]。早期青铜时代（约相当于夏代），河西走廊的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了金耳环[图1]、金鼻环等[2]，表明当时人们已能较熟练地把黄金加工成装饰品，开启了中国境内使用金饰的先河。
夏代黄金制品发现的数量还较少，除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外，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遗址中也有出土，器类以耳饰为主，多锻打制成。进入商代，黄金制品的类型和数量都有所增加，分布地域也更加广泛。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中曾出土了金笄1件、金耳环1件、金臂钏2件[图2][3]。其中的金臂钏为金条锤揲制成，圆环两端为扇面形。金耳环一端为尖锥形，弯成环形钩状，一端作扁喇叭形。喇叭形的金耳环在中国西北和北方草原地带也经常出现，反映出早期草原游牧民族东进所带来的文化交流与碰撞。
西周晚期，黄河中游陕晋一带的山西、河南、陕西等地贵族墓葬中出现了金腰带饰，同出的还有大量陪葬玉器，显示出当时金器的文化地位逐渐得到认同，并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金腰带的流行或受北方游牧民族“以金饰身”习俗的启发，并融合了中原饰身传统。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出土的一套金腰带是西周黄金制品中的珍品[图3][4]，带饰由12个部件组成，包括三角龙形带饰1件，兽首形带扣3件，圆形环7件，方形环1件，带饰上多铸出精细的花纹，可见在当时青铜铸造工艺的影响下，金器铸造也得到进一步发展，熔金铸器的技术业已成熟。
除西北、中原地区外，西南的古蜀地区也是早期黄金制品的重要分布地，且黄金制品独具特色。三星堆遗址出土了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饰、金箔璋形饰、金箔鱼形饰等60多件金器[5]；金沙遗址出土了太阳神鸟金箔、金面具、金冠带等多件金器，数量和种类，都是目前我国同时期遗址出土金器之最[6]。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图4-1]，其上錾刻有鱼、鸟、箭、人的图案[图4-2]，类似的图案在金沙遗址出土金冠带上也有发现，反映出两地在文化上的延续性。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图5]，含金量高达94.2%，系先用自然砂金热锻成形，经反复锤揲后，再根据相应纹饰的模具刻划切割，展现出古蜀金器极高的工艺水平。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图6，图7]，与其他地区以金面具覆盖于逝者面部的用途不同，古蜀金面具更多的是被用来奉献给神灵，成为沟通人神的媒介。
古蜀金器为自然金锻打而成，采用了锤揲、剪切、錾刻、镂空、包金等多种制作技术，达到了商周时期中国黄金艺术的顶峰。与同时期其他地区出土金器用于装饰不同，古蜀金器被广泛用于祭祀活动，不仅被视作通神的法器，可能还成为了王权及神权的象征，反映出古蜀先民独特的宗教信仰和非凡的艺术想象力。
夏商西周时期，中国金器的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黄金制品器形较小，纹饰简单，且多作为人体的装饰，或其它器物的附属装饰。从分布区域上看，主要集中于西北、中原和西南地区；从风格上看，南北迥异，反映出不同区域价值观念和信仰习俗的差异。
春秋战国：仿生象物，活泼灵动春秋战国时期，黄金制品的种类和数量大幅增加，分布范围以西北、北方草原和南方地区为主，依然表现出显著的南北风格差异。在黄金制品的成型技术中，除锤揲外，受高度发达的青铜工艺的影响，铸造法被普遍应用。
西北的新疆地区因紧邻欧亚草原，与中亚、西亚等地区的联系密切，此时期黄金制品的发现十分丰富，体现出近东文明的影响，是中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动写照。新疆北部阿勒泰地区出土的野猪、雪豹纹金箔等[图8]，与中亚等地出土的同类器物具有相似性，为使用模具压印金箔而成，十分生动[7]。乌鲁木齐阿拉沟墓地出土的狮形金牌饰[图9]、虎纹圆金牌[图10]、对虎纹金箔等[8],不仅出现了外来的狮子造型，且狮、虎都后肢翻转上扬、带翼，这种形象在斯基泰风格中常见，表明当时居住在天山山脉东部阿拉沟一带的草原民族已经把这种造型艺术融入到传统的牌饰之中。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出土了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秦文化金器，同时也是春秋时期出土黄金制品最多的墓葬，据不完全统计超过件。这些金器主要为各类金饰片，包括镂空鸷鸟形[图11]、兽面纹盾形、云纹圭形等多种类别[9]，可能为棺椁饰片或铠甲甲片[10]，对了解早期秦人使用金器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
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金器在数量、种类、造型、工艺及审美等方面都达到极高水平，代表了当时中国黄金艺术的高峰。马家塬墓地出土金器以人体装饰和车饰为主，前者包括帽饰、项饰、耳环、发饰、带饰等，其中以各类腰带最为精美[图12]。装饰题材以动物纹为主，包括虎、双豕相斗、虎噬羊、对鸟、大角羊、双龙等。车饰主要在车辀、车衡、车毂、车舆和车轮上[图13]，有动物纹、动物造型、鸟纹等。研究表明，马家塬墓地可能是西戎的贵族墓地,不同的文物形制和纹饰显示其受秦和中原地区、楚文化、西亚文化、欧亚草原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影响[11]。
长城沿线地带出土的金器，依然具有强烈的北方草原文化风格，其造型和工艺都受到欧亚草原文化的影响。鄂尔多斯高原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大量金器，多以动物为装饰题材，采用浮雕的手法，具有较强的立体感。如鄂尔多斯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牌饰[图14]，正面主体图案为浅浮雕的猛虎与野猪缠绕咬斗，造型生动，背面满布失蜡法铸造技术制模时留下的粗麻布印痕，靠左、右两端的边缘处竖向直行“一斤二两廿朱少半”及“故寺豕虎三”刻款，字体接近战国晚期秦人的书写风格[12]。这件牌饰包含了战国时期的度量制度、书法、金属铸造技术，以及早期北方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文化交往等方面的诸多信息，弥足珍贵。
中原与北方交界地带也发现大量金饰。如河北易县燕下都战国墓出土有金柄铁剑、错金银铜衡饰、金饰件等[图15]，共计82件[13]，造型与鄂尔多斯地区接近，其中20件背面刻计重铭文。经学者考证，这批器物是赵国宫廷工官制造的[14]。中原与北方文化的交融在金器上得到了生动的反映，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之一。
南方地区率先出现的黄金货币和容器，成为金器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黄金不仅是财富的代表，其作为货币流通已具有普遍性，表明黄金开始履行一般等价物的职责。楚国的黄金流通最盛行，各类黄金铸币的出土数量远超其余诸国的总和。据《韩非子·内储说》《战国策》等文献记载，荆楚以及扬州等地都富含金矿。湖北、河南、安徽等地也相继出土了大量金器及金币，如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有金盏、杯、勺各1件和器盖2件，金器总重约达余克[15]。其中金盏是已出土先秦金器中最重的一件[图16]，器身饰有精细的蟠螭纹、雷纹、涡云纹等，采用青铜器铸造的方法，反映出黄金铸造工艺的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各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和互动日渐频繁，金器的制作工艺与造型艺术也达到了新的高度。黄金制品的类型更加丰富，除首饰、佩饰、车马器、兵器以及货币外，还出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黄金器皿。南北方金器制作系统各具特色，各地出土金器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态势，实现了中国古代金器制作的第一次飞跃性发展。
秦汉时期：金印金币，官民俱用秦汉大一统的确立，促使金银开采业和制造业的规模不断拓展，金器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涌现出新的器类，制作工艺更为精良。欧亚草原、中原，以及南方地区的黄金制品，在统一政权的影响下出现了互相吸收、融合的趋势。
黄金印章开始出现，官印的质料与等级密切相关。据文献记载，西汉时期规定：皇帝，螭虎钮玉玺；皇后，螭虎钮金玺；诸侯王，橐驼钮黄金玺；皇太子、列侯、丞相、太尉与三公，前后左右将军皆龟钮黄金印[16]。湖北云梦县出土的一枚金印，为龟纽，篆书阴刻“关内侯印”四字[图17]。关内侯为爵名，属世袭爵位，战国时秦国始置。汉承秦制，行二十等爵制。关内侯列第十九级，通常是对立有军功者的奖励，封有食邑，可按规定户数征收租税，但无封国，无军政大权。
黄金货币的种类更加丰富。金饼、马蹄金、麟趾金等大量被发现，它们不仅是财富的标志，还多用于赏赐、进贡，或贿赂、赎罪及较大数额的交易。金饼、马蹄金上多有重量标准[图18]。《平准书》载“一黄金一斤”，即黄金货币的重量以斤为单位（汉制每斤约为克）[17]。
在汉代人“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的观念影响下，帝王及贵族对金器的占有前所未有。黄金制品在皇室贵族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范围较为广泛，有食器、盛酒器、乐器等，大多为在青铜器上以鎏金、错金银工艺进行装饰，有的还镶嵌有玛瑙、绿松石等宝石。如河北满城汉墓出土铜鎏金银蟠龙纹壶[图19][18]，通体鎏金银，盖缘、口沿、圈足各饰一周鎏银卷云纹带；颈部饰一周鎏金、鎏银交错分布的三角纹；壶身盘绕四条独首双身鎏金蟠龙，龙间缀以鎏金云纹；各部纹饰之间以鎏金带纹相隔；壶盖有三个云形钮，盖面饰三只鎏金夔凤；金银交错，黄白辉映，华美异常。
此时期金器的制作工艺更为发达。鎏金器数量大增，错金银工艺更加成熟，如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银豹形铜镇[图20]，豹作蜷卧状，豹身用金银错出梅花状豹斑，面部、足部、尾巴错出细部纹饰，生动精致。从西方传入的掐丝、焊缀金珠工艺也为汉代工匠所掌握，合肥东汉墓出土的“宜子孙”金饰[图21]，中部以掐丝竖列篆书“宜子孙”，两边饰S形云纹，边缘以掐丝和焊缀金珠为框，显示了汉代极高的金银器制作水平。江苏盱眙县窖藏出土的金兽更是这个时代的精品[图22]，重达9公斤，是目前我国出土金器中最重的一件。它采用整体铸造工艺，兽腹中空，腹内壁刻篆书“黄六”两字[19]，全身布满不规则的圆形斑纹，大小相当，为铸成后特意用工具捶击上去的，制作十分细致。整体铸造原是汉代青铜工艺中的独特风格，而此件金兽将青铜铸造与金器锤击两种工艺完美结合，实属罕见，弥足珍贵。
自汉武帝开通西域以来，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文化交流更加便利与频繁。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金器，既有地方特色与汉文化因素，又受到西方与欧亚草原文化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中西文化交融的显著特征。西方的金器制造工艺也逐渐被中国工匠掌握，掐丝、焊缀金珠等工艺日臻成熟。如新疆中部焉耆县汉代遗址出土的八龙纹嵌宝石金带扣[图23-1，图23-2]，系纯金打造，锤揲成型，采用造模、镶嵌、焊接等多种工艺，凸现出一条大龙和七条小龙在急流中翻腾跳跃的场景，或隐或现，动感十足。龙身多处镶嵌绿松石，花纹和水波纹用纤细如发的金丝焊接而成，其间满缀排列均匀整齐的小金珠，工艺精湛。这件金带扣具有明显的汉代工艺作风，反映出汉文化在西域等地的传播与影响。而新疆西北地区汉晋墓地出土的一枚嵌红宝石金戒指[图24]，则为当时中西方的交流又增添了实物证据。该戒指的正面镶嵌一枚椭圆形红宝石，外围有一周细金珠，宝石上阴刻一名端坐在椅子上的妇人，妇人头戴圆冠，一手持花，表现的正是罗马神话中丰裕女神的形象。
西南地区的黄金艺术也令人印象深刻。云南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了大量黄金制品，其中有大量用以装饰身体的饰物，如金发簪、金泡形头饰、金钏玉镯、金臂甲、金腰带等[图25]，还有大量用以装饰兵器的金剑鞘饰。这批黄金制品不仅种类丰富，工艺精湛，反映的多元文化因素的融合更是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