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谷君语：
本文作者欧逸文是著名的《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他跟随中国旅游团进行了一次富有“中国特色”的欧洲十日游，视角独特，信息量丰富。虽为旧文，但春节期间读来恍若就在眼前。
◎文丨欧逸文（《纽约客》驻北京记者）
◎译丨译言文化
几千年来，中国的老百姓一直被劝诫不要远离“中央之国”去海外冒险，而在最近的新年假期来临之前，当地报纸上铺天盖地的全是出国游的广告，看起来好像每个中国人都有出国旅行的打算。于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决定加入他们的行列出国旅游一把。
根据中国旅游行业对公众海外旅行目的地选择的调查结果显示，欧洲是首选去处。中国的旅行社通常是按照客户的喜好而非西方的传统概念来安排欧洲游（注：grandtour，指从前英国贵族子女的遍游欧洲大陆的教育旅行，本文泛指“欧洲游”）的具体路线，这种策略同时也是他们的竞争手段之一。我在网上简单地浏览了几则出国旅行的广告：“大广场，大风车，大峡谷”（注：为一个叫中英旅行社的广告）是一条四日巴士游的路线，主要是观赏荷兰和卢森堡的风光秀丽的乡村景象；“追今抚昔，东欧之旅”则是以冷战作为卖点，不过二月份去东欧，我看还是算了吧。
最终，我选择了“经典欧洲行”，这是一条颇受欢迎的巴士旅行路线，十天之内将穿越五个国家。需要预付款。机票、食宿、保险和其他费用总和约为美元（合人民币元）。此外，为了防止有人在旅途中脱团，旅行团里的每个中国人还需要再缴纳美元的押金（这比中国普通工人两年的薪水还多）。我是第三十八个报名的，也是团队里的最后一名成员。出发时间预定为我报名后第二天的清晨。
我按照预定时间赶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的25号门，一位四十多岁的瘦高男子已在那等着我们，他穿着灰色斜纹软尼外套，戴方框眼镜，梳着蓬松的分头，他自我介绍叫李兴顺，是我们的导游。为了把我们这些团员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一块淡黄色的领章，上面印着一条鼻吐云雾足踏登山靴的卡通龙像，下面还刻着一句铭词：龙腾万里。
我们被安顿到国航直飞法兰克福航班的经济舱里。坐定之后，我随手打开一本名为“团体出境旅行须知”的中文小册子，这是旅行团强烈建议团员们仔细阅读的指南。这本手册值得玩味之处在于会让人想起以往出国旅行的那些不快而意外的经历：“切勿随身携带仿冒的欧洲商品，海关检查员会予以没收，并对你进行处罚；”此外，它还着重提及了如何保证欧洲之行的安全性：“看到吉普赛人在路边乞讨时，千万不要给他们钱。如果他们围拢过来要求你出示钱包时，马上大声呼唤导游；“手册要求旅行者尽量避免和陌生人交谈：“当有人要求你帮他拍照时，你需要提高警惕，因为这是窃贼行窃的黄金机会。”我以前曾在欧洲待过几年，但这本手册却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欧洲，不过，此行有三十多名团队成员再加上一名导游做伴，我想自己也没什么好不安的。手册最后以一句论语式的建议将我们这趟欧洲之旅概括为一次品质考验，正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我们在浓雾中降落到法兰克福机场，下飞机之后，全团人在机场进行了首次集合。团队成员年龄层次各异，年龄最小的是六岁的吕克仪（音译），他70岁的外公刘功盛（音译）年纪最大，刘功盛是一位已经退休的采矿工程师，陪同他们一起的还有刘的妻子黄雪晴（音译），她腿脚不便，坐在轮椅上。差不多团里的所有人都是来自于总人数约为1.5亿到2亿人的中国中产阶层，其具体的职业分布为：一位高中理科老师，一位室内设计师，一位房地产商，一位电视台布景师和一群叽叽喳喳的学生。我的这些同伴都是对农村没有任何概念的城里人，以致于第二天在法国一处牧场看到一匹吃草的马他们都觉得很稀罕，纷纷拿出照相机拍照。实际上，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才刚刚起步。除了极少数例外，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到亚洲以外的地区旅行。
因为我是团队中唯一的非中国人士，因此李导游着重介绍了我，每个人都向我致以了热烈欢迎。今年刚满十岁的刘一峰剃着个西瓜头，穿着一件点缀着白色五角星的黑色运动衫，他微笑着问我：“是不是所有外国人都长着你那么大的鼻子啊？”我们登上了一辆金色的长途汽车，就此启程。我选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了下来，一个看起来挺壮的18岁小伙坐到了我身边，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宽大汗衫，戴着细框眼镜，一头黑发，留着长长的刘海，上唇刚刚冒出点胡子茬。他自我介绍说自己名叫许诺，这个名字在中文里有“承诺（promise）”的意思，于是他就把Promise当成了自己的英文名。
许诺是上海师范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大一新生，在学校里住四人一间的宿舍。和他同行的父母坐在过道对面的位置。当我问他为什么一家人放假不去走亲访友，非要选择出远门旅行时，许诺告诉我说：“走亲戚是传统习俗，但现在中国人变得越来越富裕了，再说，其他时间大家又太忙，根本抽不出时间来旅游。”虽然我们是用中文交谈的，但每次小伙子表示惊讶时，嘴里都会冒出一句“Oh，myLadyGaga!”，这种时髦的英文表达方式是他在学校里刚学会的。
李导游站在大巴车的前排，面朝我们，手里还拿着一个麦克风，以后在我们白天大部分的清醒时间里，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姿势。对于中国游客而言，导游的作用非常重要，他们集翻译、插科打诨和团队指挥多重角色于一身。在周围人看来，李导游绝对是个遇事淡定行事老练的人。李导游经常用第三人称的“李导”来指代自己，效率高是他引以为傲的一大职业素养。
“大家对下表，”他说，“现在是晚上7点16分。”对完表后他恳请我们每次出发前最好提前五分钟。“大老远的飞到这里，多不容易啊，”他说，“大家可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李导的计划是这样的：由于在车上待的时间比较长，他会趁这段时间给我们讲讲欧洲的风土人情，以免在观景时浪费太多时间而耽误了拍照。他还告诉我们，法国科学家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导游讲解的最佳时长为七十五分钟。“在知道这个科学结论以前，最长的一次我曾在大巴车上接连讲了四个小时，”他补充说。
李导建议我们在上床睡觉前先用热水泡泡脚，以尽快把时差倒过来，要多吃水果，这样有助于克服欧式饮食中面包和奶酪带来的不适感。现在是中国的新年假期，这里还会有很多其他的中国游客，大家要小心些，不要在停车点上错了车。他又向我们介绍了司机彼得·彼查（PetrPícha），彼查是个冷漠的捷克人，之前当过卡车司机和曲棍球运动员。听到导游在介绍自己，他从驾驶位上向我们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手。（“之前我给日本团开了六七年的车，”后来他告诉我说，“现在来的都是中国人。”）关于日程安排，李导又讲了一些其他注意事项：“在中国，我们都把巴士司机当成能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的超人，随叫随到。但这里是欧洲，除非遇上恶劣天气或交通问题，否则只允许司机开十二小时！”
他解释说，每位司机都有一张卡，必须把它插在仪表板的插槽中。如果司机开车时间过久，就可能会受到处罚。李导说：“我们可能会觉得，你只要做一张假卡或改一下记录就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如果你被抓住，最低罚款是欧元，而且他们会没收你的驾照！在欧洲就是这样。从表面上看，好像靠的是每个人自觉，其实这一切的背后都有着严格的法律。”
我们就快到达酒店（位于卢森堡的一家贝斯特韦斯特旅馆）时，李导先向我们介绍了一下今后的早餐。一顿典型的中式早餐包括一大碗米粥，一份油条，或许还有一屉猪肉包子。然而他委婉地告诫我们：“在欧洲的整个行程中，我们的早餐基本就是面包、冷火腿、牛奶和咖啡。”这让旅行车里出现了片刻沉默。
我们根本没见到卢森堡在白天是什么样。天刚亮我们就离开酒店，很快回到了高速公路上。李导要我们确认一下，千万别落下什么东西。以前他的一些年纪较大的游客，有把现金藏在厕所水箱或通风口里的习惯。
他说：“最夸张的一次，我有一位游客把钱给缝进窗帘下摆里了。”我们此行的第一站是德国小城特里尔市。虽然对于初次到欧洲的大多数游客来说，特里尔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自从几十年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来此参观之后，这里便是中国游客常来的一处地方了。这是因为他们想看看卡尔·马克思的出生地。我手里那份由一名退休外交官写的中文导游手册中说，这里曾被描述为中国人民的麦加圣地。
我们下车的地方是一条整洁的小街，屋顶高耸、色调柔和的建筑沿街排布。雨后的鹅卵石路闪着银光。李导戴上青绿色的宽檐毡帽，步履轻快地在我们前面引路。我们到达了布吕肯街10号。那是一幢漂亮的白色三层楼房，镶有绿色的百叶窗。“马克思当年就曾在这里生活过，它现在是一个博物馆。”李导说道。我们试着推门，但它上着锁。冬天是旅游淡季，博物馆还要再过一个半小时才会开门，所以我们只能从外面感受一下马克思的房子。（李导说：“我们越早看完，就能越早到达巴黎。”）在大门旁边有一块牌匾，上面是马克思的侧面头像。隔壁是一家名为“甜蜜生活”的快餐店。
李导说我们想逗留多久都可以。但他也建议大家到街拐角处的超市里停一下，买些水果，预备今后几天在路上吃。我们有些尴尬地在马克思的家门前转来转去，一边拍照一边躲着汽车。最后团里的一个小孩不耐烦了：“我想去超市。”并拉着他妈妈向明亮的店面走去。站在我身边的，是一位名叫王振宇的五十多岁高个子男人。我们看着马克思的头像。“在美国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吧？”他问我。
“很可能会比你想像的人数要多，”我回答道，并补充说，我以为在这会看到更多中国游客。王笑了起来，说道：“年轻人不再了解那一切了。”王振宇身材较瘦，棱角分明，带着白手起家的那种气质。他从小生活在东部的商业城市无锡，以前被分配去当木匠。在中国开始搞经济改革后，他便下了海。现在他经营着一家小型服装厂，专门生产免烫男裤。他不会说英语，但他想要为自己的公司起一个引人注目的、国际化的名字。所以他把它命名为“格瑞特”，这是一个用汉字自创出来的词，因为他觉得这个词听起来最接近英文单词“Great（伟大的）”。
王振宇是一个热衷于旅游的人。他说：“我过去太忙了，但现在我想旅游。以前我总是在买地、建厂、装修房子。现在我女儿长大参加工作了。我只需要给她攒够嫁妆就行了，这没什么问题。”我问他为什么和妻子选择了来欧洲。“我们的考虑是，趁着我们仍然有精力，先到最远的地方去。”他说。王和我是最后到超市去的人。我们这个团在中国的“麦加”呆了十一分钟。
直到近些年之前，中国人有充足的理由无法享受旅游之乐。旅行在古代中国是件艰苦的事情。有古谚云：“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孔子还进一步为旅游加进了一些负疚感。他说：“父母在，不远游。”然而尽管如此，古代还是有佛教僧侣去访问印度，也有太监郑和在十五世纪的著名远航——他率领皇帝的船队最远到了非洲“以观蛮夷。”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移民不断在世界各地定居，但毛泽东认为旅游业是反社会主义的。所以直到他死后的年，大多数中国人才有可能以工作或学习以外的原因获准去任何其他国家。开始时他们获准去香港探亲。到后来，他们可以去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旅游。年，政府批准了在“有计划，有组织，有控制”的前提下，游客可以去其他国家旅游。
（中国政府的批准是和地缘政治挂钩的。在年，当瓦努阿图同意不再给予台湾外交承认之后，那里便获准成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百分之八十的中国游客首次出国都是组团前往。他们很快便赢得“热情洋溢——偶尔有点过于热情——的游客”的声誉。年在马来西亚的一家赌场酒店，大约三百名中国游客发现拿到的特餐优惠券上印着卡通猪头。酒店解释说这只是为了区分中国客人和不吃猪肉的穆斯林客人，但感到受了侮辱的中国游客举行了集体静坐，并且高唱国歌。
大多数国家都是当普通公民拥有了五千美元的可支配收入之后，才开始涌现出大量游客到国外旅游。但是城镇居民收入现在刚到这个水平一半的中国，却依靠数量巨大的团购票，以及对偏远的郊区酒店无情杀价，使这种旅游变得价格适中。去年有超过万中国人出国，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位的国际旅游业大国。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年前，中国的旅游人数还将增加一倍。
最初，欧洲并不是一个旅游热点。在年，中国到澳门的游客人数，比其去所有欧洲国家的游客人数加起来还多。但渐渐地，中国游客开始按自己设计的路线搞起了豪华游。正如官员们曾一窝蜂似的朝拜马克思故居一样，中国的文学爱好者们开始成群结队地来到剑桥大学的校园里，看一眼泥泞河岸两侧的成排柳树。曾在西方学习过的徐志摩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二十世纪初的诗人。他在诗里把那些柳树形容为“夕阳中的新娘”。当我前不久穿过剑桥校园时，就曾见到中国游客在河边摆姿势照相，而其他游客则漫步而过。王义雄是一位来自河南省的23岁的物理学家。这已是他第三次到这里来了，但这次他还带着面泛羞涩的经济系学生陈思。“不久之前，我们彼此相爱了。”他告诉我说。“剑桥是一个浪漫的地方。”
法国雅高酒店集团开始在宾馆里加装中国电视频道和增加说普通话的员工，其他饭店则也在按照风水原理把床移到离窗较远的位置。随着去欧洲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团费也变得越来越便宜。年的一份英国旅游业报告总结道，作为一个“独特而统一的”的品牌，“欧洲游”在中国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单个的欧洲国家倘若够明智的话，最好放低姿态，推迟对“法国游”或“意大利游”这样的“子品牌”进行推广。相对于地图上的一个区域，欧洲更是一种心境。对于难得有机会旅游的上班族而言，能在一周的时间里尽量多参观几个国家是非常诱人的。“在中国，如果你能用元买到10件东西的话，总比只买一件东西要好”李导说。
我和一对上海来的年轻夫妇一同从马克思故居信步踱回巴士。妻子叫郭艳瑾，今年29岁，性格随和。她自称凯伦（Karen），在一家汽车配件公司的财务部工作。丈夫顾晓杰是环卫部门的行政人员，英文名字叫汉迪（Handy）。汉迪很潇洒，有副橄榄球前锋的身板，身高1.83米，胸部厚实。他穿着栗色毛衣，上面有个高尔夫球袋装饰，不过当我问及他是否高尔夫球手时，他笑了，说“高尔夫是有钱人的运动。”
为了这次旅行，汉迪和凯伦攒了好几个月的钱，而且接受了其父母的资助。李导怂恿我们不要因为太操心钱的事而糟蹋了这次旅行——他建议我们不要把标签上的价格当成欧元，而假装那是人民币——但是汉迪和卡伦仍然精打细算。几天来，他们能跟我说出我们在五个国家买的每一瓶水的确切价格。
回到车上后，金色巴士继续在法国香槟—阿登大区（Champagne-Ardenne）颠簸西行。车窗外是萧瑟的矮树。一直对效率要求很高的李导打算特别破例一次。他说，”我们得习惯这个事实，欧洲人有时候行动缓慢。”他接着说，在中国购物的时候，“我们常常三个人同时把要买的东西摆在柜台上，年纪大的女士给三个人找钱都不会出错。但欧洲人不那样。“他接着说，“我没有说他们笨的意思。他们要是笨的话，就不可能开发出那么多需要精细运算的技术。他们只是处理数学的方式不同罢了。”
谈话结束前他给了些建议：“让他们照自己的方式来吧，因为我们太着急的话他们会觉得被人催着，那样会让他们脾气不好，我们还以为他们在歧视我们，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
他还不时地对欧洲的生活水准之高表示惊叹——用波尔多酒的平均价格或者营养好的荷兰人的平均身高等统计数字对我们进行狂轰滥炸——也许以前中国游客会对欧洲经济表示赞叹，但现在可不是这样了。李导对地中海的生活方式做了个很精彩的展现：“慢慢醒来，刷牙，泡一杯浓咖啡（espresso），在咖啡的浓郁香气中啜饮。”大家都笑了。“以那种节奏生活的话，他们的经济怎么可能持续增长呢？不可能。“他接着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老百姓勤劳苦干的国家经济才会增长。“
我打了个盹，醒来时发现已经到了巴黎郊区。我们的车沿着塞纳西岸前进，太阳穿破云层的时候我们正好经过了奥赛博物馆。李导叫道：“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开阔吧！”一阵相机快门的咔嚓声过后，他指出了巴黎市中心没有摩天大厦这个事实。”在上海，除非是站在黄埔江边，否则你不可能对它有什么感觉，因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欧洲人，“他接着说，“保留了所有古老而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在阿尔玛桥（Pontdel’Alma）旁的一个渡口登上了一艘双层船。船在“突突”的马达声中逆流而上，我开始跟朱忠明聊天。他46岁，职业是会计，这次偕妻女同游。他在上海长大，当他开始进入房地产业淘金的时候，上海的房市正一片红火。“无论买什么都能大赚一笔，”他说道。朱忠明很有魅力，宽阔的脸颊上有两个酒窝，脸上总是挂着一个坏坏的微笑。他从年起就常常出国，所以旅行团里的其他人都喜欢听他的。欧洲对他的吸引力首先是“文化”（在中国做的调查中，在中国人对于欧洲的联想中，“文化”常常雄踞榜首，对欧洲的负面联想中，前几名包括“傲慢”和“劣质中餐”等）。
到了苏里桥后，船缓缓掉头向下游驶去，在塞纳河上划出一道白色的浪沫。朱说，中国人对欧洲的兴趣蕴含着深层的个人动机。“当欧洲人主宰世界的时候，中国也很强大。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落后？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确，为何一个早于古登堡年发明印刷术的文明会在十五世纪江河日下，这个问题就像中枢神经一样贯穿于中国对自己的过去和复兴前景的分析之中。
朱的解释是，“当受到侵略的时候，我们没能迅速作出反应。”这是我在中国常听到的一种对于遭受劫难和国势衰落的（原因的）说法。（至于其它因素，历史学家也倾向于指责官僚体制和极权主义造成的万马齐喑。）不过朱没把中国遇到的所有麻烦都归咎于外国侵略者。“我们抛弃了自己的三个核心思想——佛教、道教和儒教——那是错误的。从年到年，我们学的都是马克思的革命思想。”他停顿了一会，看了在栏杆边拍照的妻子和女儿一眼。远处，一轮橙色的夕阳正要没入这个城市。“我们现在知道那是场灾难，可它占去了我们30年。”
船停靠码头后，我们穿过如织的人群前往饭店，这是我们踏上巴黎的第一顿正餐。凯伦紧搂着汉迪的胳膊，两人四处张望着。我们跟着李导进入一家临街的中餐店，拾阶而下，来到一处闷热、幽闭的过道，它的两面都是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面挤满了中国食客。大街上是看不到这样的热闹场面的，里面和外面就像是两个并行的巴黎。由于没有空闲的座位，李导示意我们从后门出去，然后左转，来到第二家饭店，也是中餐馆。沿台阶而下进入另一间无窗的房间，一盘盘菜肴端上桌来：红烧肉、炒白菜、蛋花汤和辣子鸡。
二十分钟后我们沿着台阶走出去的时候，外面已是夜晚。我们匆匆跟随着李导穿过街区来到老佛爷百货公司（GaleriesLafayette）。这是栋十层高、坐落于奥斯曼大街的百货大楼。它看起来乐于迎接来自东方的扫荡。为了迎接兔年新春，大楼的外面悬挂着红色彩带，并以兔宝宝的卡通形象来装扮。我们收到了中文书写的优惠卡，里面寓意着幸福、长寿，还附带了10%的折扣。六楼有一间名为“四川熊猫”的饭店正在供应晚餐。
我们这个旅行团的目的地明确。许诺和他的父母，后面跟着朱忠明及其家人，右转，经过劳力士专柜，直奔窗明几净的路易威登（LouisVuitton）精品店。一群讲普通话、佩戴统一样式围巾的售货小姐，在专柜那儿服务着。据购买免税品退税服务商GlobalBlue的数据显示，每个中国游客在国外平均会购买超过0美元的免税商品——相比其他国家（包括日本）的游客而言购买了更多奢侈手袋、手表和名牌服装。中国游客在国外购物的花费几乎是住宿的两倍。旅行团里一些人向我抱怨说，行程中没有“Aotelaise”这一站实在是一大憾事。Aotelaise这个词让我感到很困惑。有人解释说，那是个新的汉语词汇，即“名品特价店”（outlets）。
许诺的妈妈李英，抽出一叠打印了手袋资料的纸，上面印着手袋的图片和商品编号。她试了一个又一个，在镜子前晃来晃去，对自己的形象不太满意。汉迪和凯伦看了一下价签就继续往前走了。朱忠明催促李英快点找到一款“更贵气”的。“那个看起来就像我们在内地买的垃圾货，”他说道。她又试了一款名为艺术范儿的大大的提包，售价为美元左右。背带呈黄褐色，巧克力色的背面满是微小的LV字样。“这个怎么样？”她询问大伙的意见，每个人都点头。“我就买它了”。
那晚，我们入住了郊区一间叫梦幻城堡的酒店。大堂内饰有纹章和一个巨大的身着长袍的国王塑像。
第二天早上，在前往埃菲尔铁塔的途中，我们遇见了一群非洲裔街头小贩，李导说起巴黎对于非法移民来说就像磁铁一样有很强的吸引力。“他们没有户口”，他说，“为什么政府不抓他们呢？那是因为拘捕、养活那些人并把他们送回家太过辛苦，他们可能第二天又会马上飞回来啦。”我没从他的话里听出多少同情的意味。华人曾是全球数量最庞大的移民群体，但如今很多人认为在国内的工作前景比国外更加光明。李导开玩笑说，欧美人应当对囤积优质房产的中国游客多留点心眼。“欧洲经济正陷入衰退，”他直言不讳道，“现在轮到我们扬言吐气了。”
他指着法国议会大厦周围的空地说，那儿就是最近市民抗议提高退休年龄的所在。他对此感到困惑。“一个工人天天罢工的地方经济能够增长吗？当然不行，”他说。“很奇怪，这儿的人对此却习以为常。关于公众游行示威的法律相当成熟。只要向政府申请了，你就有权按预定的路线去游行示威。”这就是他们“要求实现自身权利的常规手段”，他继续说，不过他认为那样对旅游业不利。“你可能由于街道交通堵塞而被堵在某个地方长达四个小时。希望大家永远别遇到那么糟糕的状况。”
上午不到十点，我们已经参观完埃菲尔铁塔，并动身前往凡尔赛宫。一个讲汉语的导游在大门口迎候我们并引着我们上楼。在玛丽王后的一处殿堂里，亦即她举办贵族沙龙的场所，那个导游指着一个蓝色的花瓶说，那是个精美的中国瓷器，从中国盗来后摆在此处。他还说，镜厅不仅是皇室节日聚会的场所，年6月凡尔赛和约也签署于此。它因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移交给日本而在中国历史上臭名远扬。
在卢浮宫，接待我们的是另一个讲汉语的导游，一个小巧玲珑的妇女。她喊道，“在一个半小时内我们有许多东西要看，所以要走快点！”她举着一把收起的紫色雨伞冲在最前面，雨伞被她当作集结用的小旗。在没有放慢脚步的情况下，她教我们用中文发音的法语词汇：bonjour，其发音可近似发成中文里“笨”（ben）和“猪”（zhu）的音，意思是“向某人问好”。我们跟着她匆匆走过旋转门时，王振宇——那个裤子生产商，对着保安操练他刚学会的法语：“笨猪，笨猪！”
导游提醒我们要特别